1940年7月，我和张锐来到武汉见到大田太郎，刚吃过饭，又享受了木桶浴之后，我来到大田太郎的特别作战室。
“随便坐，东方君”，大田说着拿出一把武士刀来。“东方君，你还记得它吗？”，大田转头问我。
我怎么可能忘记，这把刀可是大有来头的。这把刀可以说是大田家族的传家宝，从大田荣毅的曾祖父那儿一代代传下来，现在到了大田太郎手中。
我在大田家里多次见过，大田荣毅说起过这把刀叫做“和平之刃”，持此刀者，一生不得行不义之事，否则必有灾殃。大田家族一直恪守此道，故而大田荣毅拒绝随关东军参战。
“这把刀现在传到了我的手上，我也要效仿先祖，多行善事，保我家族世代兴旺。你我同在湖北，有什么事互相照应，共同进退”，他笑着看着我，顺手递给我一盒香烟。
第二天早5点，我与张锐拜别了大田太郎，他一直送我们到城外，目送我们离开。
中午11点，我们乘坐小船到达宜昌。此时宜昌市区已经被日军占领，到处都是日本兵，他们对于外来人员挨个盘查，极其严格。事先我们已准备了“良人证”，顺利通过了盘查。
来到宜昌站后，我在办公室小心地拆掉包裹香烟的铝箔纸，发现后面有两行大田太郎亲笔写的小字，第一行写着“近日宜昌驻军建立3处慰安所”，第二行则是我与他本人私人电台联络的专属密码。
这些日本士兵都是在国内接受流水线式的军国主义教育，远离家乡被送到战场上来的。大的不到20岁，小的只有16岁。正值青春期，思想比较躁动。
大部分都没结婚，有的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辗转多地的长期作战，他们只能压抑自己的欲望，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迷，急需找到出口发泄。
为了安抚士兵情绪，园部长官向军部建议在当地设置“慰安所”，作为帝国精英的奖赏。军部当即应允，并从苏联和朝鲜半岛的战俘中，挑选了一批色艺俱佳的青年女性战俘，充实“慰安妇”队伍。
仅几天功夫，宜昌就建立了3个“慰安所”。分别为城东的宜昌本地“慰安所”、城西的朝鲜“慰安所”和城北的苏联“慰安所”。这一“便民”举措大大丰富了士兵的业余生活，士气大涨。
可是也出现了问题，问题主要出现在宜昌本地的“慰安所”上。一是人员多为良家妇女，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不会讨男人欢心；二是频繁服务士兵，生病的女孩得不到救治，只能杀掉或者扔到荒野。
朝鲜和苏联虽然问题不严重，但也存在生病得不到救治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来讲真是好消息，我们的军统“三姐妹”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
经过我与东瑞的周密安排，从宜昌城里找到治病不错的几个土大夫，由我们新近的弟兄作为徒弟跟着“师傅”混进“慰安所”里。得不到救治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三姐妹”向古田俊雄自荐当“女孩启蒙”教官，他特别高兴并给予她们“特别待遇”，可以在情报工作不忙时，前往“慰安所”亲自训练。
她们把从女间谍丽塔那儿学到的引诱男人那一套，教给了这些涉世不深的女孩们，一并传授的还有套取情报的技巧。会讨男人欢心的女孩越来越多，一度导致朝鲜和苏联那边人员稀少，几乎无人问津。
假扮徒弟的军统弟兄和这些新的本地“情报员”，每天源源不断地把情报传入宜昌站，让我们对日军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过于安逸的日子，让士兵几乎忘记了山区还有敌人的存在。
宜昌被长期占领后，大部分国人产生了悲观的抗战情绪，“抗日必亡”论蔓延开来。全国军民渴望用一场胜利，来建立对于抗战的信心。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105个团在华北敌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战役，“百团大战”爆发。
摧毁了正太路的交通，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摧毁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据点，反击了日军对于八路军的报复性“扫荡”行动。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了我党国部队的正面作战，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
可是胜利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华北又爆发了新的危机。
1941年4月，岗村宁次被天皇钦点，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
他调集数万日军，对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他奉行“不杀、不抢、不淫”的“三不”政策，同时对国民党的正面部队进行“清除”。
当时的国民党部队有40余万人投降，八路军丧失了一半的根据地和人口，总兵力由40万锐减至30万。
1942年5月25日，日军特种部队突袭太行山，左权将军在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转移时，主动要求断后，不幸被敌炮击中，壮烈殉国。
1942年于我而言，是极其艰难的一年。这一年当中，失去了7位好兄弟，仅剩“三姐妹”和张锐，陪我走到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无戒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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