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的传统道德语境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比郑成功更加特殊的英雄人物。他的身份定位出人意料地成为了一颗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汉民族主义者视他为“反清复明”的豪杰之士；满清朝廷将他当成维护东亚领土一统的金字招牌；遗老们在各色著作中不吝笔墨地美化他作为东林门生的身份；甚至连日本人都大力褒扬和宣传郑成功，突出他所成就的一番事业。那么真实的郑成功，在明末清初这个巨大变局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民族观？尤其是当他面对新兴的满清以及摇摇欲坠的南明朝廷时，究竟是否有着如他自己诗中所说的一般，“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的态度呢？
进取与颓败：积重难返的弘、隆两朝
尽管1644年的“甲申之变”宣告了明帝国在北方统治的覆灭，然而南方的多个省份却依旧在明帝国的控制下，介于明朝政治体系中“两京制”的贯彻落实，以金陵为政治中心的南部官僚体系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运作中。加之崇祯时代频仍的自然灾害对南方省份的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影响薄弱，如果这时，执明帝国权力牛耳多年的东林党，内部能够有一个具有卓越战略眼光的领袖人物振臂一呼，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力量整合与分配，明帝国的国祚依然可以延续下去，未必不会重现一个新的东晋或南宋。
然而此刻的东林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内部斗争中，南明朝廷中的不同派系都希望借由拥立这个政治决策获得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地位，于是，“立福”和“立潞”两派在朝堂上相互攻讦，彼此之间明争暗斗，甚至炮制出了“大悲”、“太子”和“童妃”三大疑案来对政敌进行打击。这种内耗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南明内部的政治凝聚力，虽然最终福王朱由崧得以继位为弘光帝，但是仅仅维持了一年，弘光朝廷便被南下的清军攻灭，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宣告倒台。
面对弘光皇帝被俘，群龙无首的局面，福建地区的军阀郑芝龙拥立了此前因为躲避清军被弟弟郑鸿逵巧遇并护送的宗室，唐王朱聿键，是为隆武帝，这也就是南明的第二个政权，隆武朝廷。隆武帝本人应该说具备相当的才具品格和雄心壮志，不仅为大儒黄道周所称道：“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且于藩王时代就曾有过组织义军勤王的举动。但是郑芝龙拥立隆武帝的本意并非是要光复中原，而是一种出于投机，希望通过将皇帝掌控在手中用以维持住自己在福建地区的权势不发生动摇的心态。这就与隆武帝在其诏书中所说“恭行天讨，以光复帝室；驱逐清兵，以缵我太祖之业”的进取之心背道而驰，可以说隆武政权与弘光政权相似，从建立伊始便矛盾重重，莫说是北伐收复疆土，就连自身的存续都危在旦夕。
而随着清帝国对南明反抗势力的不断绞杀，在外部压力的进逼下，隆武帝曾尝试过将政权由福建迁徙至江西赣州的湖广巡抚何腾蛟处，却为郑芝龙所阻止。此事过后，隆武帝与郑芝龙之间的矛盾愈加激化，最终郑芝龙在满清征南大将军博洛以闽粤两省总督之位的劝诱下，选择投降，隆武政权随之灭亡。可是，郑芝龙的降清政策不仅没有给他带来预想中割据一方的地位，反倒在之后清军的欺骗下被软禁起来，失去了原有的权势，而郑芝龙所领导的郑氏家族内部也对他的举动提出了异议，其中以其长子郑成功的态度最为坚定。
犹疑与果断：郑氏集团的分歧之路
在郑芝龙决定降清前，与郑成功间曾有过交流，内容被记载在清初文人江日升所著的《台湾外纪》之中：
其子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后来的历史发展也验证了郑成功的判断，南下清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博洛在诱骗郑芝龙进入营地后立刻调动清军开拔，将郑芝龙和随同他前往强行软禁并裹挟到北京，仅剩郑成功与其叔郑鸿逵当机立断，率领尚未接受到降清命令的残部撤退到金、厦一代，勉强维持着独立自主的局面。群龙无首的郑氏家族看上去将立刻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然而令满清始料未及的是，郑氏家族并没有因为郑芝龙被擒真的走向毁灭，而是在不久之后便重新组织起来与清军继续对抗，甚至一步步成为了其在东南地区最大的威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况，答案还是要从史料中寻找。
今天的我们，回过头再看上面这段对话，至少能够读出其中潜藏的二点信息：
其一，在支配郑芝龙投降的因素中，对满清的畏惧大于其希望从明清对峙中攫取更大权力的冒险欲，从郑芝龙对郑成功的答复中便可窥见一二，满清在极短的时间内扫平南明弘光政权，而江北四镇的十几万军队几乎无力抵抗，给郑芝龙带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其二，郑成功远比郑芝龙更加具备战略眼光和头脑，即使尚未有过真正军事经验，郑成功依然依赖对局势与环境的判断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满清朝廷绝不可能像他们许诺的一样真正给予郑芝龙高官显爵，更加不会放任郑芝龙保留庞大的武装力量，郑芝龙的投降极大可能会有去无回。
然而在这两者之外，另外一点耐人寻味的是，郑成功作为郑芝龙精心培养的长子，竟然跟自己的父亲产生了根本性的理念冲突，乃至于公开质疑父亲为家族存续所做的决策，这在封建时代以“父为子纲”为本的伦理道德支配下是不可想象的。而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郑氏家族的组织架构迥异于明清之交的其他武装力量。
郑氏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被看作是纯粹的军阀势力，尽管他们也有着“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朦幢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的庞大舰队；以及“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的丰厚收入。可从郑芝龙自海上贸易起家开始，从一开始跟随华人海商李旦和颜思齐开拓航线，组织移民台湾；到后来积累实力后积极追求明帝国的招抚，担任海防游击，泉州总兵，再利用官方身份收拢整编东亚海域的其他小股海上势力，郑芝龙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商业力量变得更加庞大。可以说从一开始，郑氏家族就将自己放在了“武装海商集团”这个定位上，其主导思想为“武装力量为商业贸易服务，政治地位用以保障财富积累”，而纵观郑芝龙一直以来的行动方针，也完全按照此思想行动。
既然是武装海商集团，其凝聚力和认同感建立的根本是经济利益，郑芝龙对于郑氏集团的定位也就不同于辽西将门出身的吴三桂亦或是大西、大顺的张献忠和李自成，更像是一个盟主。而郑氏集团内部的势力结构也更多是小股海寇或者海商力量整合组成的大联盟，郑芝龙并不能享有威服自操的绝对主导权，更加做不到号令通达的上行下效。
这直接导致郑氏集团在面对胜算颇高或势均力敌的对手，如刘香和荷兰人时尚能团结一心，而当遇到了势如破竹且几无败绩的满清，便产生了内部分歧。郑芝龙出于畏惧满清加上对已有条件的眷恋，不愿冒着损失现有地位和财富的风险放手一搏选择降清，而直属于他的势力遵从并认可了郑芝龙的决定，另外一部分不认可满清异族身份，再加上对其一贯以来的民族压迫，尤其是“剃发易服”政策不满的力量则投效到郑成功麾下，进一步对抗满清的统治。从这里我们可以说，误认为郑氏集团也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军阀势力，从而采取控制郑芝龙来达到收编整个郑氏集团的决断，是满清在清初东南问题处理上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失误。
正统与叛逆：郑成功的民族观以及其明对策
自1647年正式在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的旗号反清开始，直到公元1662年在收复台湾后过世，郑成功的军事生涯持续了15年时间。在这15年时间内，郑成功将原有的武装海商集团打造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反清军事集团，而自身也真正成为了一名政治领袖。在这种情况支配下，郑成功面对南明的永历政权以及满清朝廷所采取的态度，也有着复杂的表现，影响其明清对策的原因，也应从几个方面综合考量。
首先是对明政策，毫无疑问郑成功相比其父，拥有更加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结。自六岁从日本返回福建后，郑成功一直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郑芝龙出于对家族未来身份转型的考虑，一心想要培养郑成功走上所谓“科举正途”，自幼便聘请饱学之士教导郑成功经史子集，而郑成功也在青年时代考上了秀才，并且在1644年前往南京国子监求学，师从名儒大家钱谦益。郑成功的正式姓名“郑森”，及其表字“大木”就是由钱谦益所起。
因而在郑成功的个人认知中，忠孝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对于“华夷之辩”的认同感极为强烈，此后，在郑芝龙拥立隆武帝后，郑成功又备受隆武帝喜爱，隆武帝甚至说出了“恨朕无女妻卿”这样的话，并赐姓郑成功为“朱”，这也就是郑成功“国姓爷”之称的来历：
“郑鸿逵引其子肇基陛见。隆武赐姓朱。芝龙闻知，次日亦引其子森入见。隆武奇其状，问之，对答如流。隆武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遂赐姓，兼赐名‘成功’，欲令其父顾名思义也。”——《台湾外纪》
少年时代意气风发，正是做一番事业的时候，同时又得到了天子的赏识，可想而知这对于郑成功的影响之大，而这也正是后来支撑郑成功投入到反清复明大业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另一方面，郑成功又不能忽视自明末以降“党争”所带来的内部矛盾，这在南明时代更激化对皇位正统性的争论。先有文章开头所说的“立福”、“立潞”问题，而在之后隆武，鲁王，邵武，永历，各个不同的南明小朝廷间彼此对立，不同的派系的军阀集团出于各自立场不同更是尖锐的对抗乃至于诉诸武力。在这种情况下，光复大业未成还能够依靠手中武装维持自身的安全，一旦有朝一日光复中原，在皇位归属上站错队的结局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家族败亡。
面对这个问题，郑成功采取的方法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虚尊已经去世的隆武帝为正统，而当得知永历帝继位后，郑成功又第一时间遥尊永历帝为君，这样无疑是非常巧妙灵活的，具体好处也有下面几点：
第一，隆武政权作为郑氏家族一手拥立的朝廷，其倒台的根本原因是父亲郑芝龙降清，而这件事无形之中也成为了郑成功事业发展的最大污点。前期虚尊隆武帝，不仅可以让广大反清势力看到郑成功不忘先帝的忠义，更能体现出郑成功饱含在“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中，为父亲洗刷耻辱的决心，进而树立起一个“志存恢复”的纲领，为郑氏集团从商业联盟转化为政治军事集团打下铺垫和基础。
第二，无论是隆武亦或是永历政权，都跟与郑成功近在咫尺的鲁王政权有着对皇位继承权的分歧，而郑成功与鲁王政权也在对东南地区抗清事业的领导权上有冲突，利用隆武和永历打击鲁王，从而让自己的势力范围得以更快的扩张渗透，最终实现控制甚至吞并鲁王政权的目标，也是郑成功采取这一方法的考量因素。
第三，遥尊永历是将自己纳入到抗清同盟的举动，在共同尊奉永历的基础上，郑成功无论是在进攻清军亦或是请求援助上都有了更多选择。更妙的是，在自身势力成长到一定程度而变成清军重点打击目标时，还可以依靠盟友转移注意力，获得辗转腾挪的余地。郑氏集团不再是孤军奋战。
综上所述，不能不说郑成功在对南明问题上有着相当卓越的政治眼光，确实是明清之交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然而世事无绝对，当回过头再去看郑成功对待满清朝廷的态度时，会发现他的另一面，而当我们将这两面结合起来时，一个真正的郑成功，才会显得更加饱满立体。
私心与公义：郑成功的对清政策以及他的终极目标
从表面上看，郑成功跟满清朝廷既有国仇，也有家恨，郑成功的母亲翁氏（田川氏）甚至死于清军之手：“韩代奉贝勒世子命，统满、汉骑步突至安平，大兵至，翁氏毅然拔剑割肚而死”，而黄宗羲更是在其著作《赐姓始末》中记载郑成功“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殓。”，采用日本的殡葬方式为母亲行丧礼。在这种情况下，两者间是绝无可能有任何缓冲余地的，郑成功也必定会跟满清朝廷不死不休，奋战到最后一刻。
然而事实却是满清朝廷曾经一度想要招抚郑成功，早在1652年时，满清朝廷就有过对郑成功的劝降计划：
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若责令赴京归旗，料彼不能从命，不必起其疑惧。
——《明清史料》
这段文字出自满清朝廷的官方密奏，可信度应该较高，而满清朝廷之所以会将招抚郑成功提上日程，主要还是因为1652年时全国范围内的抗清局面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西南地区，大西军余部的李定国出兵贵州，将投降满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击杀于桂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而郑成功也在多次小规模战役中发展壮大，成为了东南地区反清军事力量的代表人物。满清朝廷同时面对两个方面的进攻，感到左支右绌，力不从心，因而想要通过笼络力量相对薄弱的郑成功来集中力量解决意志力更为坚定，且拥有更强作战能力的李定国。
而次年，李定国在击杀了满清亲王尼堪后，声势更加壮大，满清朝廷见状更为恐慌，立刻利用郑芝龙写信给郑成功，希望以父子亲情打动郑成功归降，而郑成功在接受到父亲的信件后，恢复也颇为耐人寻味：
“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时坐镇闽粤，山海宁宁（谧？），朝廷不费一矢之劳，饷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无害者也。”
——《先王实录》
这段话中表现出的中心其实是郑成功并没有对满清政权关上和谈的大门，并且暗示如果曾经许诺给父亲的闽粤两地交到自己手里，一切尚可考虑，当然，依然要保证的还是郑家集团具有自身的武装力量，不能放弃对海洋贸易的控制。而在之后，郑成功给父亲的另一封书信中，更是非常直白的说出了：“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这种露骨的话，看上去好像郑成功对民族大义没有多少坚持，反倒是唯利是图，只要能够保障自身的权势，也不介意再做一次郑芝龙。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要解答这点并不难，让我们回过头来结合着郑成功对明的态度来看，也许就能够一目了然。上面我们提过郑成功对南明朝廷的政策是遥尊和虚尊，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郑成功之上并没有一个能够直接对其进行号令和在地位上超过他的皇帝，无论是业已去世的隆武还是远在西南的永历，他们对于郑成功来说象征意味远远大于能够真正施展的政治影响。实际上无论是郑成功最开始得以获得郑芝龙的残部进行自身的抗清活动，还是最终得以整合郑氏集团，将其从武装海商联盟改造成一个政治军事势力，他所真正依赖的绝非简单的民族大义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出身血统，他姓郑，是郑芝龙的嫡长子。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相比较其他军事集团，郑氏在郑成功多方改造后，依然残存了大量商业贸易组织的元素，手腕更灵活，也更加变通。与满清和谈并且公开商讨是否投降，这种举动无论是在大西军余部，还是在夔东十三家的抗清组织中，都是不可能出现和想象的，这种行为等于变相的变节。但是郑成功却可以这么做，因为谈判本来就是商业活动中惯用的伎俩，即使和谈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底线，依然可以不断地试探，摸清对方的底牌。
也正是因为郑成功的出身，所以他尽管与郑芝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在思维模式上却依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体现最具体的就是割据心理。在郑成功的战略诉求中，最先确保的就是本集团的利益，郑家的财富，军力，权势不能有损失，自己要取得完全独立和一言九鼎的话语权，与满清谈判未必是要投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借此向永历朝廷施压，申明自己需在东南沿海需要更大的主导权，如果无法在名义上取得，自己可能会做出其他选择。
这点从后来李定国积极联合郑成功出兵广东却最终被郑成功失约也可以得到反向的验证，如果郑成功主动出兵，打通整个广东、福建的势力范围，那么南明的复兴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势，整个西南地区的抗清运动也会呈现出活力。然而郑成功对此并不热心，在他眼里如果实现了这点，永历帝的控制范围会直接延伸到福建，自己独立自主的情况就会受到影响，郑氏集团割据东南的梦想就会被打破。
由此可见，郑成功虽然有民族大义的情结，不可能真正投降满清，但是其私心自用，不顾大局的性格缺陷，也确实影响到了明清之交的抗清局面。
结语
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去审视身处明清之交中的郑成功时，会发现他在实际表现上几乎满足了这一时期所有政治派系的理想诉求：坚持抗清被视为忠心明室；科举秀才出身加之东林党魁的学生身份也让他被士人阶层推崇；收复台湾又满足满清政府对于国土统一的追求；甚至于母亲是日裔的身份也成了日本人将郑成功看作本国英雄人物的原因。正如文章开头所述，在这种情况下的郑成功，摇身一变成为了所有势力共同追捧的标杆和旗帜，其影响力直到今日也余波不减。
一个英雄人物是否应该是彻底完美无缺，将其化为大写的符号激励后来者；还是在了解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所拥有的弱点和缺陷后再客观看待，也许这两种观点见仁见智。但在笔者看来，如郑成功般，虽然曾经在面临明清的选择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也无法摆脱自身集团利益为重的短视，可相比于同一时代众多颟顸无能，乃至于卖国求荣的士绅军阀，奋战到最后一刻的延平王，也始终当得起那句“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或许，一个有自己的私心，却在挣扎过后依然能够坚持住理想；大业未成也终究不放弃追求的伟人，更加能为后人所理解和认可，在这种看上去的软弱和犹豫中，反而会流露出历史当中少有的人性，而我们要分析和揣摩历史的真正意义，也在这里。
参考资料：顾诚《南明史》，江日升《台湾外纪》，黄宗羲《赐姓始末》，计六奇《明季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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