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这件事，最早的渊源应该是大三那会儿。
那一年，我去南京一个艺考学校打工赚外快，刚出了地铁，迎面一个和气生财的面孔向我走来，抓住我的手，一口南方普通话，“哎呀，姑娘你这手相好啊，以后肯定是升官发财，出国留学的命。来嘛，给包烟钱……”
虽然我没给那位先生烟钱，但我心里对他的算命技术充满了赞美。“出国留学”四个字却印在我心里，这个相由心生，藏都藏不住啊。
初中的时候，我和身边的朋友一样都向往远方。我那会儿跟蔡包子一起放学走在吊桥上，她跟我信誓旦旦地说，“我以后要去意大利。”岚皋县离意大利有多远我没算过，但在小镇青年，我，的眼里，跟去火星也差不多了。那时候默不作声，对她的想法充满了敬佩。
我们来自最贫困的县城，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原来全国有个贫困县排名。但生活在其中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的贫穷的人，我也羡慕其他女生的新羽绒服，但整体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普天之下最正常的初中生。无非就是麻辣烫代替肯德基，色素果汁代替星巴克嘛，换汤不换药。落在任何土地上的少年，怀揣的不都是同一个梦？
那时候超级女声刚过去，大家还是假装不经意地留着巨蓬松的斜刘海发型。女孩子最美的网名是Momo，男孩们表达好感的方式是帮你踩QQ空间。
如果说生活在这里，唯一有什么让我觉得不满足，就是这里太小了。
岚皋太小了，从任何角度望，四面都是山。视线会被阻隔断，那叫一个郁闷。
那时候有一篇课文叫《在山的那边是海》，问题是我没见过海。还要我们写《我终于看见了大海》的文章，这不是那我们这些山区孩子开心吗？后来我用意识流的写法凑了一篇“我梦中的大海”，故意暗示“大海“就是我理想的”世界”。居然还被老师拉住宣布“这就是我们班的诗人。”
一个在小县城长大的孩子，得到一个平凡的老师颁发的“诗人“桂冠，就误以为已经得到了全世界。以至于走入更大的世界之后，才发现自己曾经拥有的东西，只能勉强装满一个小碗。
所以“去远方”构成了我出国留学的最大动力。甚至觉得去哪里都无所谓，只要路费够。
在去法国这件事情上，几乎是“一拍脑门儿”决定的。当然这种决定请不要效仿，因为带来一个很直接的后果就是，我适应地极为辛苦。就读书而言，这种辛苦简直就是噩梦。就这件事，我可以认真讲一下。
首先我本身是编剧专业，成天和文字打交道。换了语言就跟去了外星球一样，别说上课记笔记，买菜排队都困难。
所以一开始的语言不通直接把我打击成了自闭症。非必要情况下绝不出门，非必要情况下绝不与人对视，交谈。这么个状态，成绩居然还说得过去。绝非是因为我天才，而是我去了一个叫做3is的私立电影学校。私立就是全部由他们说了算，我读的还是预科，课程那叫一个凑合。现实让人昏昏欲睡，那么就这样吧，逃避现实谁不会啊。
但是这么逃避了半年，我觉得不是办法。想要洗心革面，申请一个正经学校好好读书，结果3is立刻翻脸，威胁我必须留在这里读完一年，就算现在走钱也不会退给我。
我想说，我下半年不在你这儿上，你凭啥收我钱。收就收吧，还必须让我待在你这儿。7000欧一年也不便宜啊（现在又涨了2000多欧），上的课内容跟法国本地学生差那么多，老师迟到早退，上课啃零食。对不起这笔钱啊。
但谁让我怂呢，人家手已经放在电话旁边，说只要我退学就打给警察局把我带走。来不及思考退学又不犯法为啥要去警察局之类的，我就吓哭了。
后来退学之后过了好久，3is一个老师找到我，说学校现在招不到中国学生了，校方说是老师的责任要辞退他，这事儿很严重，请我写一封证明信说老师没问题。要我说，老师是有问题的，但来找我的这个老师不负责教专业课，只是一个法语语言老师，没啥责任，于是我就把当年学校威胁我不让我退学的事儿都写进去了。现在暂时没消息，但愿他官司顺利吧。也算我曲线救国小小报仇一下。
换了学校之后，立刻证明了我的自知之明是对的，我不仅不是天才，连地才也算不上，在索邦大学里，我的水平就在及格线挣扎，这还是努力学习的情况下。
了解自己是纯粹的学渣之后，安心了，努力就是了，反正公立大学不收学费，老师还认真，教那么多知识，从基础教育的哲学，艺术史，到专业课部分的电影史，电影经济，还有自己凭兴趣选修的纪录片，剧本创作，听起来都很有密度。但读完一年之后，教育改革了，外国学生的学费从一年370块，涨成3770块。非常有戏剧性。
但读到后来就会产生怀疑，我究竟干什么来了呢。一问同桌男生，人家98年的。我93年的。坐在一个教室里，成绩还比我好。我一口老血喷不出来。
玩不到一起去，上课也赶不上人家，而反观和我同龄的朋友，要么事业有成，要么硕博毕业，那真是春风得意。我蹲在大学三年级，提心吊胆考试算怎么回事儿，就算人家法国大学只有三年，也难以挽回我惆怅的心情。感觉在人生的赛道里，我彻底地落后了。再看其他的留学生，大多数是来了就直接去读研究生，那叫一个生活轻松，直接开始思考创作与被创作的关系。而我呢，还停留在大学基础教育，本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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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上课听不懂，焦虑未来尚可知，羡慕同学有成就，孤单没有同道人。感觉自己走在了一条很拧巴的路上。
有时候捧着一个尴尬的成绩，也会思考，这一切是否有意义，知道美与崇高的区别有用吗，知道中世纪的忧郁有用吗，知道卓别林讨厌有声电影有用吗。
我是一个外国人，半调子跑过来接受人家法国的基础教育，照猫画虎，一知半解。某些时刻，我对着课本上的康德，柏克还有马萨乔，心想，我在中国上的已经是中国传媒大学了，混了四年连人家的基础美学哲学体系都搞不定，我究竟是不是读了一个假的大学？
朋友安慰我说，上研究生就好了，本科最后一年就是很难，比研究生还难。
这种安慰常常奏效。
小时候想，长大就好了。
高三的时候想，考上大学就好了。
研究生政治考了38分，想着出国就好了。
就这么一路走来，拿着未来当诱饵，恬不知耻地往前扭动。催人奋进的不过是黄粱美梦。怕只怕梦醒之后没有下一个梦可做，徒留空荡荡的现实，让人无处躲藏。
在索邦，唯一的自由就是不交朋友。跟法国同学们完全没有结交友谊，放学就背着书包走开。在地铁上也不打招呼。这事儿我占一半责任。完全对于社交没有兴趣，我对他人没有兴趣。对于中国人，语言障碍没有，能聊得来的少。对于法国人，对他们是完全语言文化障碍。诡异的是，热爱中国电影的法国小男生我也聊不起来，我对毕赣不感兴趣，也看不完《大象席地而坐》。这就很尴尬了。我也不热衷电影资讯，大老远跑过来学电影？
说到底，我真正喜欢的是讲故事，写东西，只不过电影写的故事是当下社会里最符合大众价值选择的一种。要是时光倒流，我也很乐意守着一个破碗在城墙下做一个讲故事的老乞丐。
久而久之，回忆起最初“去远方“的冲动与豪迈，嘴角也有一丝苦笑。一个决定有多么容易，背后所承担的艰辛就有多么沉重。
一个自卑敏感的人，吃力地学着陌生的知识。在外星人一样的环境里，感受着自己的格格不入。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被迫开始思考，人生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
二十二岁大学毕业，顺利读研究生，考上博士，二十七岁拿到博士文凭，做学问研究，去私企，赚大钱，做独立作品，三十岁前结婚，事业稳定的时候有自己的孩子。等等等等，这些是我追求的人生吗？好吧，听起来似乎是很僵硬的模式，可是在实现自我价值之后，顺便复合这种大众期望的人生模式，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呢？
最近少有地看了一档国内的综艺节目《我家那闺女》，发现女孩子真的很难啊，尤其是中国女人真的很难啊。哪怕成为全国有名的主持人，获得了世界级的冠军，实现了经济独立，自我认同还是得不到。可怕的东西太多了，时间流逝，他人的目光，意志的软弱，现实的残酷。
连那些荧幕上光鲜亮丽的人都是如此，我一个小小的老年留学生又有什么好诉苦的呢。
于是继续背我的单词。
现实如此坚硬，如此浩瀚，如同轮子一样不紧不慢地碾压过来，铺天盖地。你眼睁睁看着它迫近，无处躲。就连自身被一点点捻磨粉碎的恐慌，都在时间一陈不变的脚步里被无限拉长。
如果说我出来留学真的有什么改变，那就是我对于“成功的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完全是被迫无奈，感觉自己是个异类，又必须为自己的存在找一个理由。
所以，我开始观望我周围的人。有的留着胡子同时染着粉红色的指甲油，有的一百公斤也可以自豪地穿露脐装，有的年纪比我还大，却坦然自若读着比我还低的年级。所以我努力得出一个结论：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人生与人生之间不能比较。
而我理解到这一层，并不代表着我的人生从此可以更幸福。我依然在痛苦的泥沼里挣扎，而且我确信，不论我逃往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这痛苦都将如影随形。我每次在痛苦中清醒一分，又会在巨大的观念惯性中继续撕裂。
春节一过，我在法国的第三年就开始了。坦白说，一直思考是面对痛苦的不得已而为之。人生的选择绝大多数只是跟随我的本能，随之而来的痛苦，只能想办法消解。
但是换一条路，又会有别的痛苦。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
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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