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何时产生
楷书,又称真书、正书,因字体端正规范,堪称楷模,故得此名。提起它,人门很自然地会想到唐代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柳公权的《玄秘塔》和颜真卿的《颜勤礼碑》,以为这些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楷书。其实不然。那么,楷书最初产生于何时呢?
一些人认为可以上推至汉初,甚至有人提出秦始皇时代。例如宋代著名的书法理论著作《宣和书谱》在《正书叙论》篇中叙:“字法之变至隶,极矣,然犹有古焉,至楷法则无古矣。汉初建初(汉章帝年号,公元76—83年)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而或者乃谓秦羽人(羽人一说为职官名,掌征集羽翮作旌旗车饰之用;又一说是道士的别称——笔者注)。王次仲作此书献始皇以赴急疾之用。”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楷书始于东汉,也有的说是三国时代的魏时。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正、行二体始见于钟书。”钟,指三国时魏人钟繇。而今人钟明善在《中国书法简史》中提出自己的见解说:“从汉字书法发展上来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
钟繇(yáo)(?—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东)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
钟繇早年相貌不凡,聪慧过人。历任尚书郎、黄门侍郎等职,助汉献帝东归有功,封东武亭侯。后被曹操委以重任,为司隶校尉,镇守关中,功勋卓著。以功迁前军师。魏国建立,任大理,又升为相国。曹魏建立后,历任廷尉、太尉、太傅等职,累封定陵侯。在魏文帝时期,与华歆、王朗并为三公。太和四年(230年),钟繇去世,谥号“成”[1]。正始四年(243年),配享曹操庭庙。

钟繇擅篆、隶、真、行、草多种书体,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推动了楷书(小楷)的发展,被后世尊为“楷书鼻祖”。钟繇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王羲之等人都曾经潜心钻研其书法。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并称为“钟王”。南朝庾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唐张怀瓘在《书断》中则评其书法为“神品”。
书法从小篆转向隶书,这是第一次重大的决定性变革,从此汉字由圆变方,一直至今都沿袭了这种方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真书、行书、草书这三种汉字书法的重要书体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魏甘露元年《譬喻经》墨迹、西晋元康六年写的《诸佛要集经》墨迹等,左弯的笔画为楷书的撇代替,斜钩代替了(隶书的)磔。此时真行草三体具备”。当时“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卓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钟繇在这种崭新书体(楷体)的完善、推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这种说法,楷书经钟繇的完善并推广得到了大发展,那么其先声当然还得在此以前了。
赞成三国时期说法的还不乏名家,例如《中国书法简史》的撰者包备五说过,“汉隶的形体美再进一步发展,到了汉末三国时期,字画上又有了‘侧(点)’‘掠(长撇)’‘趯(直钩)’‘啄(短撇)’结体上更趋于遒丽、严整,这就形成了真书。”有关真书,清代书学家钱泳曾有一个颇给人启迪的说明,按其《书学·隶学》上讲:“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汉建安以后,渐有戈法波磔,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之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真书祖源实基于此。”
草书产生何时
章草起于西汉,盛于东汉,字体具隶书形式,字字区别,不相纠连;历代对章草的名称有不同的说解。有见汉末以来《急就章》有草书写本而说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为无稽。有以章帝爱好草书或曾令用草书作奏章,甚至说章帝创造草书的,都属臆测。有以章法之章与章程书、章楷的章同义,符合早期草书略存八分笔意,字与字不相牵连,笔画省变有章法可循的事实,近人多信此说。
章草是隶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书体,是隶书的简便的草写法,所以章草不仅带有隶书的特点,同时也含有草书的因素,在形体上,既有草书的连绵,亦有隶书的波磔。章草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字字不相连续,笔画分清,保留了隶书笔画的某些特征。 《急就章》便是章草的典型代表。《急就章》传为皇象书。皇象,字体明,广陵江都人。官至青州刺史。三国吴著名书法家。

皇象,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生卒年不详。三国吴书法家。字休明。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幼工书,师于杜度。善篆、隶、章草,时人谓之“书圣”。
今草起于何时,又有汉末张芝和东晋王羲之、王洽两种说法。从传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汉简、汉砖看,在汉末以八分书为正体字的同时,已经出现近似真书的写法。草书也会随之变异。略晚于张芝的草书家崔瑗作《草书势》,对草书有“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绝笔收势,馀綖纠结”、“头没尾垂”、“机微要妙,临时从宜”的描述,可见汉末的草书笔势流畅,已不拘于章法。书体演变本来没有截然的划分。说今草起于张芝是从新体的萌芽看;说今草起于二王,是着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来真书沿袭至今。
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字伯英,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家韦诞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尤善章草,有"草圣"之誉,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评价相当高,尤以草书为最。
草书在唐代出现了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狂草亦称大草,笔意奔放,体势连绵,如唐朝张旭《千文断碑》、《古诗四道》,怀素僧《自叙帖》等等,,张旭史称“草圣”,孙过庭《书谱》字字区别,不相连接,而笔意活泼、秀媚。“大草”与“小草”相对称,大草纯用草法,难以辨认,张旭、怀素善此,其字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清朝冯班《钝印书要》谈学草书法云:小草学献之、大草学羲之,狂草学张旭不如学怀素。怀素的草字容易辨认,字迹清瘦见形,字字相连处亦落笔清晰易临。张旭字形变化繁多,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不易辨认,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草书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而有动于心,必于草书挥毫发之”,故学张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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