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日在读钱钟书的《围城》，之前看过电视剧，名气这么大的书却一直没看。三九天，大雪如约而至，天大寒而有温室可蜗，心里莫名感激，此时读些刺痒的文字，挺好。
有人把围城称为讽刺小说，确不虚妄，书中满满都是各种比喻“刻画”人物。这个“刻”就是刀刻的刻，有深有浅，像木版画。
我觉得最高明的讽刺方法是设置情境，让自然发生的事情好笑。想到红楼梦，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段，没有添油加醋的描写却很逗乐，不过，也不对，红楼梦里没有讽刺的戏份，对刘姥姥的描绘透着刘姥姥这个人物淳朴的智慧，并不是对穷苦人的嘲讽。
也许是作者心性不同，也许是文者的目的不同，到底是白描好，是涂色好呢？随读的人高兴吧。
设置情境，只用白描的方法，围城里一开头用到了，颇有意味的开头。
船上这几位,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到巴 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险, 因此也坐法国船的。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打牌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世界潮流。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
看着一群人，在船上，悠悠晃晃，随波逐流。
一片乡心，无处安放，化作成天赌钱消遣的日常。妙得很。
钱先生是善用刻薄话的，不单单是小说里的角色用自己的口说，旁白也透着嘲讽的气息。曹雪芹的文字更抽离，努力不体现他的态度，读者可以自行选择喜爱或是厌恶的角色，我自己就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变化，换了几茬欣赏的人物，据说这也是个常见的情况。
《围城》里的人物是带着作者的喜好感情出生的，一上场就明确了态度，更像话剧，一看就要入戏，不能想太久、太多。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因为遯翁近来闲着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的顾影自怜使他写自传、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
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对于第一类，大学是张休息的摇椅；对于第二类，它是个培养的摇篮——只要他小心别摇摆得睡熟了。
讽刺与幽默，到底有什么区别？
言语上我分辨不出，感觉上会有不同。
对世道和大环境的斥责是“幽默”，对具体人的不屑是“讽刺”；说了能化解尴尬的是“幽默”，说了平添尴尬的是“讽刺”；看了会心一笑的是“幽默”，看了有刺痛感的是“讽刺”。
这么想来，如果讽刺的是别人，那么不会有刺痛，就觉得言者挺幽默；如果说的对象是自己，那旁人觉得挺幽默，可自己觉得扎心，自然觉得是讽刺。
也看到有人专门撰文写钱钟书和杨绛的不善，说他们夫妇是利己的文人，不与大环境抗争的只顾小家的人，说他们互相吹捧，在文中影射看不起的同僚，是两个言语刻薄的人。
之前只看过杨绛的《走在人生边上》，没觉出刻薄，只是觉得普通。那些感悟不需要到“边上”才会有，是黄土及腰就会有的寻常感受吧。
再说《围城》，言语刻薄是它被诟病的地方，可这是钱钟书的文字特色，缺了这个刻薄劲，就跟川菜不放花椒一样，看着颜色对头，似乎也辣的很像，但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我觉得它表达了一种心理状态，这个表达可以当成一种发泄，生活中不能、不好、不该这样做，甚至这样想的一种心理，在小说里，没有忌惮，随意表达出来。
文人或说知识分子，更广一点，凡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态，或多或少——时而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嘲讽一下旁人；忽而又觉得自己和刚才被自己嘲讽的人也一样。于是，有些刻薄的话，就像对着镜子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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