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点话题，可以说说新小说了，或者罗伯-格里耶。
一
一般来说，西方人写的小说，西方的批评家总是近水楼台，分析得细致、到位一些。熟悉普鲁斯特的读者，都知道普氏在哲学上受柏格森的影响很大，柏格森的专长是研究时间、生命哲学，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于是好多的研究文章都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解读。上回看到一本文学批评史类的书①介绍，偏有一个叫乔治·布莱的学者，写了本《普鲁斯特的空间》，“《追忆》的叙述者回首旧地，旧地永远是那段生活的见证；人物与早期的环境相连，然而，当他从一种背景进入另一种背景，我们却看不到中间状态。因此，空间并不是均质的。为了克服这种分散而不连贯的现象，《追忆》的主人公采取了若干措施：旅游、不断变换角度、画卷。‘普鲁斯特的时间是空间化并列的时间’、构成艺术作品的空间。”显然，在布莱眼里，对普鲁斯特而言，空间就是一切。这一说法招至很多人的指责，对这些人而言，《追忆》一书里的贡布雷、威尼斯等从来不是空间意涵里的一座座城镇，而是“时间”的标志。更有意思的是，不要以为乔治·布莱对时间没有研究，看看他的处女作的书名也能吓人一跳：《人类时间之研究》。
二
也正是基于上述语境相隔的例子，虽说自己手头有一些罗伯-格里耶的中文译本，然而除了了解这个作家描写物比人更来劲这一点，其它方面，诸如哲学渊源、语言风格，就不太了解了。反正是看了书，也不敢说。说老实话，对新小说新在哪里，与哪一文学潮流相较出新了，我并不能厘清，也无法述说。这个问题让我郁闷了好长一段时间，却因为刚看到的一篇有关福柯的文章②，终得稍稍舒解。这篇名为《关于小说的讨论》的文章，是1963年9月由福柯主持的一次讨论会的记录文本。讨论会上最风光的人物并不是福柯，而是J·P·法耶，也是个小说家，写有小说《间隙》。法耶大该是憋坏了，长篇大论的演说占据了整个讨论会时长的大半。不过我喜欢他，他很坦白地谈到了有关新小说的好多地方，让我受益多多。讨论会谈论的主角，就是罗伯-格里耶。一九六三年时，他的《窥视者》《嫉妒》《在迷宫里》等代表著作大多已出版。
法耶在讨论会的开头，就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说法，他总结出两个西方现代小说的源头及谱系，这两个谱系“重影相互聚合，在二十世纪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几乎汇在一起，相互碰撞，继而再次分离。”
（一）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克洛德·西蒙。这一谱系的共同之处是：“讲述的都是潮涌般的、变幻不定的、隐蔽的东西；隐蔽的潮流。这些体系的小说形式无不根植于某种思想、某种哲学、某种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法耶随后罗列的作家与哲学家的谱系是：亨利·詹姆斯——其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普鲁斯特——柏格森；乔伊斯——这个人太复杂，法耶说“他那里什么都有”，有经院哲学，又说乔伊斯的暂居地与弗洛伊德相近；另有一位与会的讨论者桑吉内蒂后来提到，写《新科学》的维科是“乔伊斯的世界观的出发点”，这一点显然更值得重视。
（二）卡夫卡家族。卡夫卡——萨特——加缪——罗伯-格里耶——鲁塞尔。这一体系的小说，讲的是“此在”“存在”。除卡夫卡外，这个谱系的哲学渊源很明显是写《存在与时间》的海德格尔。法耶说卡夫卡受通魔法的巫师迈里克的影响；鲁塞尔想到的只是于勒·凡尔纳；至于罗伯-格里耶，他曾回答过什么是新小说这一问题，他说：新小说已经很老了，就是卡夫卡。格里耶也说过海德格尔的名言：“人的境遇就是存在。”下面所列的罗伯-格里耶的一些话语与理论，既可进一步了解这一谱系小说的相通之处，也能更深入地了解格里耶的作品：
（1）在这个小说世界里，姿态和物体将首先存在在那里，然后才成为某某东西。
（2）将来的主人将呆在那里，而不是去寻找自己的伦理价值。
（3）应该找回那些坚硬的、干巴巴的物体，它们藏在后面，原封未动，像以前一样陌生。
（4）应当确定距离，确定物体在那里，确定它们仅仅是物体，每个物体都被限定于自己，而且凝止不动。
三
提了这些含混而晦涩的理论，我还是得回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上来，即：新小说新在哪里。如果一位读者初读罗伯-格里耶的《嫉妒》，想在书里面寻找哪怕是《围城》式的情节，他注定是要失望的。因为格里耶根本没想到“情节”，这书里没有“故事性”，没有悬念，当然也就没有可读性。这种小说，和人们通常挂在嘴边的“小说”一词的义涵，有着相当的认知距离，这或者可以说是新小说，最表面化的“新”的一面。其实，熟悉西方现代小说的读者对此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不会如澳洲一位学者那样闹笑话。这位学者读了高行健的《灵山》后，撰文说，这部小说不可卒读，读书的过程好比是受刑。关于这一点，格里耶初出道时，也受到了法国批评界相同的指责，罗兰·巴特挺身而出，为此断言：只有‘不可卒读’才体现了文学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向读者的期待心理进行了挑战。巴特向来力贬“可读性”作品，推崇“可写性”文本——读者不知怎样读，只能靠想象（边读边创作即“写作”）。③
事实上，我更关注的是西方作家为何会将小说进行到这一步？如果按张大春的《小说稗类》一书里所揭示的，中文意义上的“小说”一词的沿革史来看，西方这种没有情节、缺少故事性，不具可读性的文本，根本无法归类于中文义涵里的“小说”一词之内。姑且不谈这种缺乏可读性的小说是否在将小说写作带入一个死胡同这一更值得反思的问题④，如果从结构主义及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审视新小说，它的出现应当是早晚的事情。法国的结构主义者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都认为，人的言行并非总是其本意，其本意也并非总是其所言和所行⑤。海登·怀特在论及福柯时述及，现代语言学理论表明：词与世间万物一样仅仅是物，它们将永远既揭示又遮蔽它们所指代的事物……⑥这也就是说，任何用语言描写下来的文本，不论小说诗歌历史，人类创造的“语词的秩序”根本无法指代我们存在于此的这个谈不上“有序还是无序的世界”（福柯语）。我们知道，故事性小说的大纲，是由情节的因果序列组成，既然人的言行并非总是其本意，这种无序性首先割裂了人的言行的因果性，从而使得故事性小说在源头上缺乏了逻辑上的支持。其实，这类有头有尾有高潮的因果连续性强的小说，套用福柯批评传统历史学家对连续性感兴趣的话，即是这类作家“患有‘恐惧症’，一种对充实的知识空间的执迷。”事实上即是，人文科学（小说是其中之一）作为人在可能用语言解释人类生活奥秘时所下赌注的产物⑦，我们对人类生活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容易对其加以概括。
正因为《嫉妒》里面缺乏故事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叙述上的时间性问题，在讨论会上，一派认为存在着倒叙，一派认为书中根本没有倒叙，有的只是“感情的全景，是挥之不去的顽念，没有任何时间坐标，只有空间坐标。”
时间方向被取消了。与会者之一奥利埃认为，“对于如何分析罗伯-格里耶，这一点很重要。
四
格里耶的小说，是人的小说，还是“物”的小说？
法耶提到有一个人这样攻击罗伯-格里耶：
这个人背弃人类，我可不喜欢物，我喜欢人……罗伯—格里耶爱烟灰缸和香烟甚过爱人，他与人类为敌。
法耶在分析格里耶为什么重物时，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在格里耶看来，视觉是最好的感官，而在视觉功能中，格里耶又认为度量比颜色重要。度量更注重事物的轮廓，而不是色彩、亮度和透明度。“一般来说，形状比色彩更真实，因为色彩根据照明度而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与法耶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格里耶所写的第一部小说《弑君者》开篇，读者显然可看到格里耶描述海面时，提到了色彩的变化。先放下这层不提，法耶在随后提到的有关色彩与度量与人的关系时，认为“当光频率达到某个界限时，我们脑细胞深处的某个东西便产生了一种雾气，一种烟火，这便是色彩。在色彩中，我们是被移动，被改变，而在度量中，是我们进行移动和改变。”也就是说，格里耶注重视觉中的度量功能，体现了他的一种追求：可能是移动，而不是物体，是物体的移动，也是姿势的移动，作用的移动。
罗伯-格里耶对物的重视，也体现在他的小说的语言方面。在他写的《自然、人道主义与悲剧》一文里，提出了这样一种语言叙述观：局限于描写，这显然是拒绝其他一切接近物体的方式。基于此点，他与思想上一脉相承的萨特和加缪背道而驰，格里耶对《恶心》和《局外人》中的描述性语言严厉批评，认为叙述中的物体“仅仅存在在那里，除了它们简单、单纯的存在外，不附加任何东西。”在这里，他是对萨特与加缪两人书中类比过多，个人意念过多添加在自在物体上的指责。
至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格里耶要说，新小说已经很老了，就是卡夫卡这一句话了。比较一下格里耶文字与卡夫卡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叙述中都只在单纯客观地描写事物，不用或少用形容词、类比、比喻等写作修饰手法。
五
要理解格里耶为什么会与萨特和加缪背道而驰，正如与会者之一奥利埃所言，还是要从格里耶小说的“形而上学背景”谈起。这里面关乎作者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罗伯-格里耶认为，这种关系现在不再是占有关系了，而在过去近二百年的所谓古典小说时期，曾是占有的关系。如今，世界与人即作者之间出现了全面的裂痕。格里耶认为世界基本上是不可居住的，于是在他的小说中，剔除了一切人格化的隐喻。正是因为这个，读者读他的小说时，总感觉到一个莫名的森森然的严冷，毫于人道主义作品的熟悉味道，也无自然至上主义作品的亲切于人的迷幻感，在这里，人与物被生生的决裂着。人是人，物是物，两者之间没有共通点，也就没有类比，没有比喻。众所周知，那些充斥着人格化隐喻的小说，一再不停地或明或暗地向读者灌输着这个世界可居住性的理念，格里耶对此类写法憎恨有加。法耶总结说，文学语言中有大量拟人化词汇、神话词汇，它们存积下来，留下了污垢；语言越“文学化”，污垢越多，而这种污垢——也可以说绿锈——负载着大量的伦理主义。人们就是采取这种方式使世界变得更柔软、更富人性、更舒适。“人们看见树林时，说它多么威严，这会勾起他们的美好回忆，如果他们是君主制的拥护者。当人们说村庄蜷缩在那里时，他们感到温暖……”⑧
至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上文提到的西方现代小说的潮流之一，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小说，他们的小说中的隐喻，在格里耶看来，可以说是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在中文现代小说中，可以关注相类的钱锺书和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中也是隐喻连篇。反观格里耶自认的老师卡夫卡的语言风格，明显地拒绝隐喻。拒绝隐喻，显然可以导致拒绝悲剧，而浪漫主义更是先遭拒绝。在中文现代小说中，鲁迅的小说语言以硬朗著称，从字面风格来看，鲁迅似乎也在拒绝隐喻的写法，但是他并未拒绝历史，所以他的小说在立意上，仍存着一个大的隐喻在，他也就无法拒绝悲剧。反观王小波的一些力作，他的语言风格比喻丛生，但并非是上文指出的人格化的隐喻，它是反讽式的，按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语言模式套着解读，这类小说的“意识形态含义模式”是“自由的”。王小波的小说，与鲁迅小说的一大区别是，两者在面对历史时向度不同：前者是侧面的，游戏解构式的；后者是直面的，庄严悲剧式的。比如，在《红拂夜奔》里，王小波游戏解构了真实历史情境里的两座城市：洛阳与长安，三个历史小说人物：李靖、红拂女、虬髯公。⑨鲁迅是直斥未庄、神州，都是铁屋，只有大小之分而已，结局要么有人打破铁屋，要么沉闷至死。
六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既然新小说拒绝隐喻，那么以后的小说还需不需要隐喻？
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要先问这个问题，人类的比喻能力是从何时开始具备的？也许从皮亚杰对儿童认知发展研究这一途径入手，我们会看到，人类的比喻能力也许是遗传式的。在婴儿生活的早期，皮亚杰告诉我们，婴儿生活在对物体世界的恐惧之中，所有物体“都以身体本身为中心”，但却缺乏“相互间的协调”。但是，如果他们缺乏相互间的协调，那他们就在婴儿的意识中协调地生存，就都是婴儿自己身体的同质引申。“当然，我们不能谈论婴儿隐喻地以类比的模式思维，但我们可以满有道理的说婴儿生活在类比的经验中。在这种经验中，自我与他者、容器和容器内的东西是完全不可分的。”⑩只有到十八个月的时候，婴儿才认识到“身体本身则是所有物体中最重要的物体”，因为这时婴儿有了语言功能，完成了皮亚杰所谓的“哥白尼革命”，这种能力我们可称之为换喻能力。海登·怀特是这样评价皮亚杰的理论的真义的，他说：在诗歌和话语的自觉形成过程中使用的比喻、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讽的转义，似乎是以儿童心理遗传的天赋为基础的，而这种天赋又似乎连续出现在四个发展阶段，即皮亚杰所说的感觉运动阶段、再现阶段、运作阶段和逻辑阶段。
这也就是说，人类不能回避得自遗传的隐喻能力。正如福柯在这次小说讨论会上，这样评价格里耶：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罗伯-格里耶删改了隐喻，而不是使它完全变成了“忌讳”，因为他把隐喻想成写作主体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使用隐喻就是将世界占为己有，仿佛隐喻介于写作主体与世界之间，其实隐喻是语言内部的结构。因此，我认为，在作品中重新赋予隐喻的自由正是一种重新发现：语言修辞最终只能从语言本身来理解，而不能从世界来理解。
当然，福柯说着说着，又打回到了他的熟门熟路的老本行，语词的解构方面去了，他干脆利落地将隐喻问题归位成了语言内部的结构问题。真要是这么简单，能从语言本身来解读，就好了。
附注：
①[法]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百花文艺版，史忠义译。这本书的写作角度完全是法语系的，而非英美语系，好多法语系批评家的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一点很有意思。上面引文出自此书P98。
②在上海远东版的《福柯集》里，收录了这篇《关于小说的讨论》，看着让人来劲的一篇有关小说写作的讨论。这类文章自己也看了些，也只有在学校时，看完那部上下册书名叫冰山理论的作家访谈录时，曾兴奋过一阵。后来看过的诸如福斯特、昆德拉、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张大春这些人谈小说的书，不能说收获一点没有，就是感觉没什么大发现。上面引文出自此书P15—67。
③这里有关罗兰·巴特论罗伯-格里耶的文字，全部引用自汪耀进的《罗兰·巴特和他的〈恋人絮语〉》一文，文见上海人民版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文本》一书。
④关于这个问题，三联版的申慧辉著的《世界文坛潮汐录》一书，开篇篇目即叫《文学的出路在何方》。谈到美国文学不景气的说法时，著者提到约翰·巴思从创作经验出发，认为文学已经“耗尽”的观点；马尔库塞从哲学的角度阐释20世纪的文学艺术已经在其美学追求方面达到了“历史的极限”。尤其提到的是，英国著名作家、评论家马尔克姆·布莱德伯里在1992年5月的一期《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以《更接近混乱》为题，直言不讳地承认从现代派到后现代派的各种实验手法，均未能给文学带来复兴。
⑤见中国社科版海登·怀特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P217。
⑥同上P218。
⑦同上P221。五，
⑧同②。
⑨关于王小波的小说及其语言风格，我联想及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一书里，有这样一段话语：“作为反逻辑，其目的是要对一个特定经验领域的概念化加以解构，因为这个经验领域已经硬化成了一个本质，阻碍着新的认知，并出于形式化的考虑否认在特定生活领域中，我们的意志和情感告诉我们不应该是的东西。”很有意思。
⑩同⑤P11。
二〇〇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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