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自述：生命与证据

每个人都有发自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焦虑，这个就是每个人独特生命的原始动力和方向。

我相信，在别的什么地方，一定有与我相似的人，也就是说，我的不安，不是个别现象。

所以，我的思考和探索，一定对别人有帮助，尽管我不知道是对谁。

我打小就有一个恐惧，就是怕自己会死。我无法接受自己以后会死这个事实。在很小的时候，我经常会被这个担心给惊醒。那时，我常半夜独自一个人跑到屋外，对着满天繁星而心生悲凉，一百年后我将在哪呢？

我尝试写日记缓解这个恐惧，这直接使我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但是日记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一次上初中物理课，物理老师给我们介绍爱因斯坦的伟大事迹，我被这个伟人迷住了，我立志要成为他那样的人物：酷爱思考，极富想象力，蔑视权威。

于是我把教科书上的爱因斯坦的照片剪了下来，贴在我的日记本上，旁边写了这样一句话：你是我的太阳，照亮了我的心灵。

我认为，爱因斯坦可以帮我消除对死亡的恐惧。

我四处看关于他的文章，努力学习数学、物理等科学。但是当我了解到，爱因斯坦晚年不再研究物理，而是关心教育、政治乃至宗教时，我迷茫了。数学也无能为力了吗？为什么要关心科学之外的东西？

到高中时，一次随便逛学校门口的书摊，我发现一些平时从来没看过的书，尤其一本叫《右脑革命》的书，紧紧地吸引了我。我突然反省到，我的恐惧可能来自大脑功能的一些失调，只要我用办法调整，就不会再恐惧了。另外我还想到，爱因斯坦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大脑开发的更充分，所以我只要也去开放大脑，就能与他一样。

于是，我开始按照书上的方法，每天冥想、打坐，记得那时我常常坐在宿舍的床上，点上一只蜡烛，眼睛一直盯着看，希望能激活右脑的图像潜力。有时还盯着早上刚出来的红太阳看。我尝试突破自己的习惯，比如用左手拿筷子，左手写字，读跟考试无关的诗歌，听钢琴曲，这个花费了我大量时间。

后来，看田真七本书上说咒语、经文等能开发大脑，而且效果很好。我于是开始背心经、金刚经。这是个转折点。我开始正式学习三教知识，并实践。我感受到更高的存在，生命不再是扁平的。我觉得身体可以精神化，肉体可以飞升，生命可以永恒。

这让我觉得找到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可以帮我解答原始的生命问题，又让我建立可以超越爱因斯坦的自信。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接触的东西有限，又无人指导，只自己一个人摸索。那时是气功热的余波，气功的宗旨是养生，更主要是开发人体的潜能的所谓人体科学，因为标榜是科学，所以常常拿爱因斯坦之类的科学名人充门面。尽管气功的本质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和巫术。但我当时还是一见倾心。对中国文化的经典开始接受和学习，周易、道德经和中医是我最关注的，这些都给我无比的信心。

接着，佛教道教自然而然的进入我的视野，接受他们是顺利成章的事。因为我觉得佛教道教是对周易的发挥和展开。但是深入之后，我转变了想法，我认为应该把三教九流综合为“佛体易用”一句。佛是心性之学，是生命本体之学，而生活之学，不论政治、人际、养生、风水、面相、医药、音律，都不出易理之范围。后来我知道，我这个想法与王安石的不谋而合，但这其实也是宋明理学家强烈攻击的地方。他们认为佛不能为体，而应以儒为体，而儒则只能高抬“太极”“天命”。后来，阳明拈出“良知”，可谓恰当，但本体却被取消了。

不论如何，中国文化开始进入我的生命了。

学习科学也好，醉心传统文化也好，都是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都是要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然而我无意中进入了传统文化的世界。

不过，这中间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我极其欣赏科学那种严密的态度和事实求是的风格，不能接受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方面我又发现很多真实有效的东西又无法科学化地实证实验，只能主观的体验。

自此以后，我就开始相信一个概念：“内科学”。就是说我相信宗教等那些体验是可以实证的，也可以像物理学那样有确定无疑的规律。只是方法和路径不同而已。

研究自然的称为“外科学”，研究人性的、人的潜力的，称为“内科学”。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想法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立场。而且我到目前为止，还没停止关注这方面的科学进展，我关心研究宗教、审美、道德、语言、灵魂乃至鬼神的科学成果。弗洛伊德，乔姆斯基，平克，荣格，海特，莱考夫，司马贺，都是我一直关注的科学家。

我在学校图书馆做了一次关于禅宗的报告，就是想从心理学、生物学乃至其他所谓轮回学来看佛教的“阿赖耶识”和“自性”。当时，同学们都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觉得科学与人文是分离的，不宜如此牵强比附。然而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客观化是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

但是我开始觉得“科学”这个概念似乎并不清楚，很混乱。什么人都用这个词，甚至都出现“你这不科学啊”的流行口头语，好像一用科学这个词，就立刻有了价值，立刻值得拥有。

我开始关心“语言”的问题，想要澄清一些概念，让他们更清楚一些。我发现西方哲学，尤其是欧美分析哲学就很清楚明白。但是我并没有精力去研究分析哲学，我也不想精通其术。于是找到研究中国文化，并接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学者，并向他们学习。这些我崇敬的学者有：李泽厚、余英时、牟宗三、钱穆等。

这满足了我的要求：内容上是关于中国文化的，最好涉及到宗教道德等方面，形式上是能清楚的运用概念，不搞神秘莫测的暗语。

这是生命与学术的结合，也就是生命与证据的结合。生命，我最重视“童年期”，不论是个体生命的童年期，还是文化的童年期。这是一种历史意识的体现，而这个意识的开启则直接来自于李泽厚和钱穆，我读他们的书，体解到历史的重要性；间接的则来自于对《道德经》“复归于婴儿”“道”“抱朴”的理解，我们往往认为婴儿是幼稚的，乃至是一白板，供大人任意涂改内容，而实际上婴儿是处于“道”的阶段，成年人则是处“道术为天下裂”的阶段。

我会一直提醒自己凡是多问“为什么”，其实就是告诉自己要回到起点处。起点决定一切！当然，我们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现代人反感一切形式的“先天论”，反感一切形式的“决定论”，但是反感不可能没有来由，我觉得反感只是一个前奏，很快人们就会有新的先天论和决定论。

反感，是有生命力的变现，如果对什么都不反感，那真没希望了。只是反感得走出来，不能一直停留，不然生命之流一定受阻。

生命的源头在早期，在婴儿期，如果这个源头通畅，则整个生命会充实光彩。

达尔文、弗洛伊德、蒙台梭利给我了信心，他们为原初生命的重要性找到了可以信赖的证据。达尔文告诉我：人来自动物，动物是我们的童年。弗洛伊德告诉我：成人来自婴孩，精神疾病来自童年的创伤。蒙台梭利告诉我：童年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童年扭曲了，整个社会就会生病。

社会对小孩的态度，会决定这个时代的风气、精神气质，乃至发展方向。历史，一直在忽略童年，历史记录的都是成年人的疯狂举动，然而背后的原因无人深究。

到此为止，我踏上了坎贝尔所谓的“英雄之旅”的动人历程。追随生命的直觉，为直觉寻找证据。

30岁，是生命方向确定的节点，这之前的一切零零碎碎的想法、情绪、探索、欲求，都在这个时候汇聚在一起，凝聚成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将在未来的生命中发芽、开花并结果。

30岁，不是衰败的开始，而是繁盛的起点，是一个人精神生命开始勃兴的起点，辅助这个生命的生长，是每个人的使命和责任。

三十年的生命，虽然不精彩，但也没有白费。

写此文，以回顾，以遥望。

30岁自述：生命与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