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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是一部充满了屈辱的近代中国史。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明清与外国人的接触中，中国一向自给自足而且自高自大，拒不承认对外国商品的需求。早期来华的外国人，多为逐利的冒险家和商人，更加强了中国人把外国人视为化外蛮夷的观点。
中国周边的小国如朝鲜、越南等，都是从属关系的番邦，因而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从来没有那种西方文明中的平等外交的概念。
康乾时期，中国的国力强盛。然而随后的统治者并无雄才大略，加之国内动乱和自然灾害，帝国迅速由盛转衰。在乾隆皇帝末期，帝国衰败的景象就已显现。英国人马尔戛尼在率领使团前来为乾隆皇帝庆祝八十大寿时，就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飘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飘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 ”
随后的历史印证了马尔戛尼的话，晚清帝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等一系列对外冲突，以及太平天国、捻军叛乱、新疆叛乱、义和团等一系列内乱之后，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外国列强不但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开放口岸，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的关税自主、治外法权和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特权。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晚清的士人阶层首先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差距，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中国开展了自强运动，建立新式学堂、翻译官，学习西方的造船和军火技术以及振兴经济的举措等。
然而这个阶段的学习，只停留在科学技术，而非文化思想。中国的士人阶层固执地认为在文化上，中国人没有什么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依然是根本，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仅是一些实用技术而已。
然而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三十多年之后，北洋舰队却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灭。这次惨败使得进步人士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策略并不能改变中国孱弱的现状。清帝国持续了二百多年，并不能逃过中国历代王朝都要经历的由盛转衰的轮回。行政的无能、官员普遍的腐败以及满人和旗人的堕落，造成整个国家机器在列强环视之下几近瘫痪。
维新派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然而，政体改革触及太多人的利益，尽管有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但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和顽固派的势力太过强大，变法仅持续百日便告失败。
时间进入20世纪，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进入，中国兴起了一个新的阶层。他们是为国外公司效力的买办阶层以及在外国工厂工作的工人。这些人在积累了资本之后，开始在国内创办新式企业。中国人也开始大量接触西方的民主和法治思想。
晚清变法的失败，以及统治者的顽固，使得新兴的进步思想家认识到，清政府全无改良的可能，要振兴中国，只有推翻满人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国家。
孙中山总结出“三民主义”，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团结国内的革命者，推翻了清政府，也结束了中国持续两千年的帝制。
然而民国建立之后，孙中山却悲哀地发现，许多参与革命的人仅热衷于推翻满人统治，对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却并无兴趣。孙中山为保卫革命成果让大总统位于袁世凯，而后者却只热衷于复辟。之后军阀割据，无人在意与孙中山阶段性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方略。孙对政党失望，是他放弃大总统的一个主要原因，他道：“没有革命重建，革命总统又有何益？”
此后的中国，军阀割据和混战，直至后来的国民党北伐，才逐渐又使中国统一于一个政府。
民国建立之后，知识界展开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引领了一场思想革命，粉碎了传统主义。
然而，中国人对西方怀有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西方国家民主与科学对国内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西化倡导者希望通过思想革命追赶西方国家，对西方观念和体制存在某种程度的仰慕心态；但另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利益的操纵，使得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
一战胜利后的凡尔赛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然而外国对山东问题的处置，使得中国人极度失望。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把西方在同一时间既看作导师又看作压迫者，开始批判西方的理念和思想。
这种心态以及随后发生的俄国革命，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发挥了惊人的影响力。
中国人接触马克思思想始于20世纪初，但这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极其微弱。然而到“五四”运动时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思想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社会主义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实践思想既摒弃中国传统，又不同于西方既有的理念。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尚未在西方国家实现，况且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当做通向最终阶段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使得社会主义的思想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微妙的心理满足感，来自与西方打交道时的普遍失落感及为克服这种情绪的内在欲望，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特别具吸引力。 ”
列宁宣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不可避免的产物。这更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和心理上的新引力。莫斯科的新政权急于树立新的形象和赢取友谊，因此对中国主动示好，愿意放弃沙皇时期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这种友好姿态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傲慢贪婪完全不同。
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切断对西方的依赖，掌握自己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激烈的浪潮，和“五四”运动一起，席卷了中国的思想界。
李大钊和陈独秀率先信奉马克思主义，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随后俄国的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帮助李和陈成立了党支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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