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入院
（1）诊断
2016年1月6日，母亲驱车把我送往郊区偏僻的精神卫生中心。那天，天气阴沉。看不见太阳，但也看不见乌云，天空像是被一位没有耐心的画家简单粗暴地用浅灰整面上了色，除了重叠笔触中更深一些的灰，再也没有多余的。路边树木和植被当然是被寒冬扯去了所有绿色，干瘪的枝丫颤颤巍巍地与寒风在对抗，一路上，我没有看见一片树叶，连枯叶都没有。车速不是很快，路上只有三两辆车，万分寂寞，我无法找到更新鲜的视觉投放点，唯有看着不停后退的植物：“枯枝，枯枝，枯枝”不停划过我视神经，划裂一种叫“正常生活”的愿景。
通往医院的大道限速80码，母亲稳定地把车速控制在70码左右，可是我却感觉到了强烈的推背感。惯性让我对之前所有的生活流连反顾，可车子的发动机不断推送给我清醒的认知：我明白这一次去那里，不是和医生说两句话，配些药回去，就可以完事了的。出发前，我就和母亲说，医生要让我住院了。
期待和恐惧、挣扎和坦然、放弃和重拾，我当时所有的情绪都在矛盾着对抗，像两种巨大的“阴”、“阳”在极速汇聚，冲击，炸裂后留下耳鸣的无声。
医生一边在电脑上打字，一边迅速地打量过我，问：“你是什么问题？”
我四下张望，走到诊室门前，握住门把，定定地看着排在我下一个的病人，他够着头往诊室里看，看看医生，再看看我，好像在心里打量估算眼前的我要让她等多久——这个人到底严重不严重。
“医生，好歹是这样专业的机构，你们连病人隐私都不维护吗？”我要用霸气地开场白试图拎起医生所有的注意力，告诉医生不要敷衍我这么一个“文化人”。
医生脸上展开一丝我没来得及解读的笑容，走向门前，小声对别的病人道：“在外面等着”，然后关上了门。
“好了，你是什么问题？”
我拉开椅子坐下，母亲靠在门口，就像打算用身体挡住声波传到外面去一样。
“医生，我频繁的惊恐发作。频繁到感觉活着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是的，我总是感觉到我快要死了，有时在家里，有时在单位，有时在路上；在醒来后，在睡觉前，在呼吸中，无时不刻我会突然地被一种濒死感袭击，心跳急剧加速，呼吸不畅，胸口像压着巨石，手脚发麻，暴风骤雨般地呕吐，眼泪鼻涕不受控的流，整个人要瘫软在地上。
这样的袭击第一次是2012年，那时候我以为我可能得了心脏病，或者要过劳死了，至此之后，袭击越来越频繁，从一开始的一年两次，到2014年一个多月一次，到16年的两三天一次。而后每次这样去医院，心电图检查下来都没有问题，学了四年心理学的我，无奈又自嘲地意识到我有严重的“惊恐发作”了。
医生不再看电脑，挑眉望着我。我当时并没有告诉她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但是她迅速意识到我对自己的病情有明确的认识，这是心理医生和咨询师都比较不愿意看到的病人或者来访者，因为这意味着，患者已经和这个心理问题斗争很久了，已经去全面的去了解过这个心理问题，并且给自己贴上了标签，还可能自己尝试了很多方法，最终妥协到来医院。认知清楚对心理疾病并不一定是好事，他有可能不似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的病人那样，医生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叫他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
医生开始细问，我组织语言，希望尽量节省时间却又精确地阐述我的问题，心理学知识让我知道，我只需直击症状，比如把“在夜晚蒙在被子里嚎啕大哭”，“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失败的人”，“心脏疼起来觉得自己撑不到下一秒”等等冗长的描述性语句通通淘汰，留下：焦虑，心慌，失眠，四肢麻木，全身无力，情绪低落，莫名哭泣，不想见人，兴趣减退，自杀想法。
这些短语，可以让医生迅速对号入座，得出诊断结果。我还将数次抽血和心电图的结果告诉医生，希望省去不必要的肌肤之痛和医疗费用。可是在我看上去如此理智地描述之下，我却一直在流泪，每一个短语后面都是数不清的日夜堆砌，我仍然无法将教科书里的词汇抽象对立于被病魔折磨的每个片段，我以为我可以。
医生见状，可以说是非常配合我又非常专业地问了一句“甲状腺还正常吗？”，我答：“功能正常，但有几个结节”。
于是医生没有做任何检查，在我的病历上写下：
惊恐发作，抑郁发作。建议住院。
反正，住院后，这些检查，还是会做的。
诊断过程就这么风风火火的完成了。母亲和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中，收拾住院需要带的生活必需品，两个人没有说什么话，仿佛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因为起码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们可以把我交给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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