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会刷到罗翔的短视频，尽管我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但我总是很喜欢听一听。我觉得他是有古君子之风的人，一方面，他真实地述说着自己微小而矛盾的个人情绪；另一方面，他又忧国忧民，不断提醒人们警惕人性的幽暗，坚守对正义的信仰。有人比较他历年的照片，发现他笑容越来越少，想必是看了太多的犯罪案件，与他善良的内心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我觉得，对于罗翔来说，犯罪现象固然可怕，但真正让他感到悲观的，是从中反映出来的人性的黑暗。但人性真的是如此令人绝望吗？
大卫.伊格曼在《隐藏的自我》中提到一个假设。法律的基础观点是人类是理性实践者，所以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如果是精神障碍或者是脑部疾病患者，就可以具有法律免责效力。那么，目前罪犯之所以犯罪，是否也可能是存在大脑的缺陷，只是现在没办法诊断出来而已。按照这个思路，或许有一天，监狱会被精神障碍治疗机构所取代。
有位叫詹姆斯·法隆的大学教授研究发现，杀人犯的脑部扫描图有一些共同特征，部分脑区存在与自控力和同理心相关的功能障碍。而他自己也携带类似犯罪的基因，他的父辈家族中有大量的犯罪历史。当他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他说，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一个特别奇怪、冷漠的人，但母亲坚信他是个好孩子，并给了他足够的包容，让他可以容纳这些不舒服的感觉，从而摆脱基因带来的问题。他提出三角凳构想，认为应从三个角度来考量心理变态的成因:基因病变、大脑损伤和环境因素。
如果那些恶人或者罪犯，是因为先天缺陷和环境因素导致他们犯罪，我们是否对人性的理解能够更客观一些。
以电影《小丑》为例，一个无恶不作的罪犯头子，居然让很多人声称看到自己的样子。单看他的犯罪经历，没人觉得他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考虑到他先天的障碍以及成长的环境，这种恨就被同情所取代。
当然假设归假设，司法作用就是给予我们一个好的环境，让恶人不能为恶，让好人不受伤害。只是我们不能从犯罪的现象当中推导出人性本恶的结论。如果认为人性本恶，那么影响到的不仅是司法，还有对人的教育，特别是儿童的教养。相信人性本恶的教养就会倾向于责罚和控制为主，但这对人格的养成并不好。
梁漱溟在《如何可以使人的行为合理》一文中说，“使人行为合理，全在培养愉快的心理，一切以严重教训，以利害威迫人不得为恶或引诱人使之为善，都根本上与人的生活不生关系，并不能使人变恶为善，反而给人一种不良的影响，就是伤害人的生机，妨碍心理的愉快。妨碍了人的愉快心理，即可发生很多的恶行为”。
梁漱溟是从儒家思孟学派的性善论角度来讲，人按照本然天性发展，那么就会是单纯和善良的，并且也活得很快乐，即所谓“仁者不忧”“仁者乐”。儒家也有主张性恶的荀子一派，要求用礼制来约束人性，梁漱溟显然觉得这样不好，是伤害人的天性。
现在的生物学研究显示，人格的发展，先天基因至少占到50%以上，其余部分来自于后天的环境，所以一个人的性情与人格有至少50%，我们是完全没法控制的，我们可以做工作的，就是给予好的后天环境。
好的养育环境能够促成健康人格的形成，而人格健康通常是不容易犯罪（除非在特别极端情况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性就不是善恶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常还是变态的问题。
信任、宽容、善加呵护儿童，我们就有更高的比例来消除这个世界上的心理变态及其犯罪。等到成人后，人格扭曲，那就很难办了，不得已就只能交给法律去约束了。所以梁漱溟说通过培养愉快心理使人行为合理，从心理学来讲，也是挺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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