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去了一趟县城。四月里大雪横飞,我在雪中疾走。可我并没有任何目的地,我知道我这样的人迟早会完蛋。
瞧瞧,说完蛋以为我这人有多么的无耻。虽然我没能危言危行,但我也不是无耻之徒。扯这些是因为前段日子下乡时,遇上几个虫豸过来对我们指指点点,骂我们的娘。他们使劲地骂,真以为自己“有理”就能骂天下了。我不生气那是假话,但我也只是默默生气,没有理会他们。我把他们当成一坨屎,懒得看懒得闻懒得踩。
生气给谁看?我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不是别人在控制你的情绪,而是你在左右自己的情绪,你不把自己当人看,谁还把你当人看。
澳大利亚作家格里高利·大卫·罗伯兹说,“命运早晚会让我们和某些人相遇,一个接一个。而那些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让自己,以及不该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今天,去市医院做了个检查,没病。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从市医院出来可不是这么潇洒。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被判了立即执行一样,瞬间天昏地暗的,傻了。雷劈中了我似的,我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羡慕起那些擦肩而过的人们。我还年轻啊,我还什么都没做,我的父母怎么办呢! 一下子,太多事情涌上心头,要呛死我。
一个月里,我一下子瘦了十五斤。整个人似乎真的病了,病怏怏的,无精打采的,不想说话,也不想做什么。打垮一个人就是这么简单,别以为你牛逼哄哄,碰上事儿不觉得你比谁牛逼。
人到了最无助的时候,就想找个人。从内心挖掘出那个最想的人,然后去见面。我是这么做了,我没有告诉父母我最近发生的事。而那个我想见的人确实离我不远,于是我去她的办公室找她。好几年没跟她联系了,现在去见她未免有些冒昧。我也只是和她随便聊了聊,然后又跟她再见了。这次简单的一面,让我的心情舒畅了好多,就像神药。
后来,我了解到我并没有得癌症,我那只是一个良性瘤而已,有些人从娘胎里就带着这个瘤。我也渐渐恢复到往日的样子,一切似乎都冥冥注定,一切似乎都有它的道理。她又能出现,就像光亮照亮我内心某处的黑暗,让我变成更好的我。
所以,生活有些事必然会遇到,就看我们如何处置。像格里高利·大卫·罗伯兹能说出那样的话,毕竟是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不过,我可不希望像他那样25岁时婚姻破裂(这个我没有一点可能了,我现在都在而立了),穿成绅士模样吸着毒拿着一把假手枪去抢银行。他经历了风风雨雨,才才见到了可贵的彩虹。
我现在的朋友和我一样(时代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我们喜欢把自己隐藏的够深。拿着个破手机,使劲捣鼓,无聊至死的样子。
高明现在一点都不高明了,躲在兰州某一处犄角旮旯里,过着小日子。我知道,他没有写,他估计也不会写了。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写,我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不会写。你们问我写什么?其实,写就是一种生存状态。就如新荣,他用写的方式建造着自己的王国,可惜,他也似乎不写了?我们在干吗?我们现在只是无聊而已。
现在,我是个体制内的人且做着体制外的梦。她说,想那么多有用么!我知道没用,我只是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我也没有说自己离期望的自己还很远。
我想那么多的最大意义就是要把它们写出来,而不是用年轻的资本哄骗自己(其实已不年轻了)。
赛格林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写到,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假如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何种人的话,活着就很可悲,也有可能活成虫豸。
了解我的一些人,知道我有个臭毛病,就是想的多,做的少。明明我很爱她的,可往往把事情搞得我不爱她的那个样子。明明我能写点什么的,却装作不会写一个字似的。
刚大学毕业那年,我和智在兰州从东到西的找工作。智和我一样,虽然我们不是梦想家,但我们都怀揣梦想。找了一个星期左右的工作,未能找到如意的。想必生活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却让我们打满意的卷。
我们在一家现货交易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一整天盯着K线图。我一个学法律的,根本就不知道K线图是什么。仅仅上了一天,我们俩就仓皇而逃。
我们天天奔波在兰州的街道上,梦想就像是天上的馅饼永远不会砸下来。后来,他去跑销售了,我去餐饮店做服务生。半年以后,我们和大多数这里的大学生一样,成为了体制内的一员。
五年又过去了,体制内的我们还是体制内的我们。身材开始慢慢走样,发际线越来越高,生活质量没能高多少;越来越胖,没能越来越富有,却变得越来越无趣;以前孤独是一瓢,现在孤独是一湖;以为自己还是单纯的自我,其实是老狐狸的看家狗;梦想变成做白日梦和想入非非……四月天,大雪纷飞,流浪狗就一只。
我拿出我的笔记本,擦去灰尘。随便翻开一页:今日无所事事,无所事事是把锁,锁住今日。还有一句摘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中的第一次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
我翻到空白的一页,想画一张自画像,可我终究还是没明白这千千万万人之中,哪一个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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