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小屋

1969年元月，结束了近两年的临时工生涯，离开了养育我两年之久的铁山，来到大冶矿山区洋湖公社十大队(现在称大冶茗山乡柯胡村)，开始了我人生中的知青生涯。

我们这个知青小组只有四个人，我和同班同学黄大毕是高中66届，两个女生是初中生，都是黄石五中的校友。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只有23户人家，各家各户的居住面积都很狹窄，接收了我们四人后，只好先把我们安插在两户人家分别挤出的房间里，甚是不便。不久，队里就开始给我们盖新房了。下乡时，国家给每个知青都拨了一筆安家费，是划拨到所在生产队的，床板，糞桶，锄头，水缸等等，都是用这筆资金购买的，当然建房也是用的这筆钱，映像中，全大队七个生产队只有我们三队给知青盖了新房，因为三生产队确实是住房最困难的村子。屋基和下面几层用的片石和青砖，屋顶用的青瓦，还有檩条和房樑是需要买的，但是整座房子的主体用的土砖是从田里切的，每个房间的内墙刷白了，但外墙是没有刷白的，站在屋外看，就是一栋土吧屋。

推开大门，窄窄的堂屋正面不是寻常百姓家设置的香案，而是柴火做饭的炉灶，大门内的房顶上设置了几排木樑，是用来堆柴草的，堂屋左右两边各是两扇房门，四个房间各开了一扇小窗户，当然不是玻璃窗，只能贴一块透明塑料布来采光遮雨。我们四个人都有一间自己的小房间，很满足了。我们象一家人一样生活了一段时间，上几十里外的大冶南山头砍柴，自留地里种菜，是我们两个男生的活，厨房里就做饭则是两个女生的事。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近一年，七O年大招工，两个女生中有一个招工回城了，接着黄大毕同学转点去了贵州，小屋里只剩下我与周姓女生，她经常住在村里女伴家里，我成为这座知青小屋的主人。

高中同班同学程敷襄返城前送给我五只半大的小鸡崽，我在大门内搭了一个鸡窝，开始养鸡了，记得那年去四顾闸筑堤一个多月回来，给我看门的生产队铁匣子队长帮我收了半箩筐鸡蛋，吃的是队里的谷子，因为屋后就是队里的禾埸。

生产队田少地多，每年大半年时间靠红薯渡日，日子长了红薯容易腐烂，只好刨成苕丝，晒干，吃煮苕丝，后来觉得长年吃煮苕丝实在难吃，就心生挖一个苕窖，便于储存的念头，好在小屋地势较高，就在床下挖了一个洞口直径800毫米，深2米多的窖，挖了一个多月，都是晚上施工，白天还得到队里出工，我在下面挖，上面还请了个小伙子帮忙倒土。红薯窖后来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每年分的红薯全都得到储存，夏日炎炎季节还起到了电冰箱的功能，剩菜剩饭我都放在篮子里用绳子吊下地窖，再也不吃馊了的饭菜了。

在乡下的近七年时间里，我只生过一次病。那是一个双搶的季节，柴火用完了，幸好队里分了稻草，小屋门口舖了一地，快晒干了，人在远处的大田里劳作，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忽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人们纷纷就近躲雨，而我却掂记着门口晒干的稻草，拼命地往回跑，打开大门往屋里卷晒干的稻草，人却淋成了落湯鸡，第二天浑身无力，软绵绵的，但並不发烧，强打精神去出工，却迈不开步，自知是淋雨所至，却固执地想扛过去，请假在小屋里躺了三天，不见好转，只好到十几里外的区政府医院，医生询问后开了一付中药，吃了一天，病就好了。

彼时，我在城里己经没有了家，既使是春节过大年，也只能在小屋里过，当地的习俗是吃上更饭，也就是年卅清早吃团年饭，村里的家家户户都请过我吃上更饭，我没有能力回请，有一年就买了些京果，麻园等点心，每户一名代表请乡亲们到我的小屋里过了一个年卅夜，那是小屋最热闹的一个夜晚了。

1975年8月的一个晚上，那是我在我的知青小屋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要离开了！送走了最后一位提着鸡蛋来告别的乡亲，已经是后半夜了，那天晚上我几乎是通霄未眠。

离开快50年了，我每隔几年都要到柯胡村去看看乡亲们，特别是他们分田到户之前的那些年，每到双搶季节，我总会请假回去帮他们插几天秧。当然每次回去我都会到那栋为我遮风避雨整整六年的小屋前注目良久，那温馨的感觉仍存。2020年，我最后一次回到柯胡村，村里变化很大，很多人家都盖起了新楼房，但是我的知青小屋看不到了，原址上竖起一楼新楼。

2020年国庆节在柯胡村的胡子席自然村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