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中国,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尚未开启。在一个晴朗的春日,一个孩子开始了对这个世界好奇的探索。
当我第一次对这个世界留下印象时,看见的是一排排草房的并立,翠柳在风中起舞,蛤蟆河水清脆地流淌,滋润着两旁的稻田和田野,抚养着这片落后却平静的土地。禾苗像青草闪闪发绿,连成一望无际如草原般绿色的地毯。中午时分,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大人们陆续赶着牛马车回家,家家户户都冒着炊烟,在路上就可以闻到饭香。各家的菜园里种着丰富的蔬菜,我可以在菜园里任意采摘。鸡鸭鹅狗全都散着步,旁若无人地吃食玩耍。我作为一个人,甚至需要提防公鸡公鹅对我的侵犯,它们总是在我旁边没人的时候攻击我。所有的人都比我大,都让着我,护着我。在一个幼小孩子的眼里,这世界苍翠欲滴,一尘不染,充满温情。奶奶家在村北头,我自己的家在村南头,相距一里远。直到今天,我依然留恋那个贫穷却纯真的年代。
可是,据父亲回忆,我出生时却既不在奶奶家也不在自己家,而是在父母临时租住的林大爷家。我的父亲是生产队长,这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体制内最基层的生产负责人,他的任务就是领着生产队的劳动力们干活。在我出生的那一刻,他正在村边的阳光小学盖厕所。当林大爷把我出生的消息告诉他时,他险些从房顶掉下来。
林大爷和我爸爸是姑表兄弟,我爷爷和林大爷的母亲是亲兄妹。在重视亲情的农村,这是很近的亲戚关系。林大爷特别喜欢小孩儿,对我这个在自己家出生的后辈,还是个男孩,他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干完活进屋不洗手就亲。后来,我上大学时有一年暑假在家睡懒觉,我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了,他看见我还掐了我脸一下,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就是这样一个人,成了全村小孩的噩梦。他比罗大夫还可怕,没有病时罗大夫根本不理你,这位林大爷不是,只要看见小孩,抓着就亲两下。所有的小孩看见他都绕着跑,他看见了就追,林大爷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跑得不快,只能抓到5岁以下的小孩。孩子们在追逐中体验到恐惧和兴奋,没被追到的,把这个当成冒险游戏,在远处冲着林大爷做鬼脸,追到的则吓得大哭,林大爷对着脸蛋亲两下后,就把孩子放下,在孩子的嚎哭中哈哈大笑。
罗大夫是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一个长相冷酷的小个子朝鲜族女人。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见到的人,并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多次救我于病魔,幼小的我并不知道感恩,只知道一见到她就没好事。她的口头禅是“打一针吧”,实际上每次都不是一针,是几针,以至于我平时在路上看见她,都感到她目露凶光,令人不寒而栗。
我出生那年,父亲25岁,母亲24岁。他们当时的照片告诉我,爸爸是标准的帅哥,胖丫的妈妈叫他“好小伙”,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小帅哥”“小鲜肉”。母亲很漂亮,梳着当时最时髦的发型——大辫子,皮肤白净,明眸善睐,在70年代的农村,绝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对爸爸最早的记忆,是我在奶奶家吃饭,爸爸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戴着一个墨镜,从大门进来。
奶奶说:“你看谁来了?”
我透过窗户看到了那个推自行车的人,冲奶奶摇摇头。
“哈哈哈,那不是你爹吗?”
东北农村有许多山东来的人,他们称“爸”为“爹”,这个称呼我直到小学四年级才改过来。
父亲22岁时就是生产队队长,干活特别出色,人非常老实、正直。在那个年代里,公社也好,生产队也好,都缺人才。公社想发展我爸入党,然后上乡公社工作,没想到我奶奶坚决不同意,觉得当官得罪人,怕人家报复,在路上堵着大队书记,说我儿子不去!给大队书记还吓一跳,他无奈地感慨一句:“这老太太!”
那应该是我父亲这个年轻人唯一的一次步入仕途的机会。单干以后,他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我出生后,父亲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责任和压力。一贯羞涩的他主动找到大队书记,要了一个地号,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房子。我的母亲常常背着我到现场观摩,而我对此毫无兴趣。1978年还没有过去,我们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我不愿意回家,对父母没有什么感情可言。新房子特别冷,母亲对我也不如奶奶热情。后来,我有了弟弟,只比我小一岁多。父母伺候弟弟,没有精力伺候我。
我奶奶说,我是被邻居李奶奶从我家抱出来送给她的,说:“这个你伺候吧!”“这个”指的就是襁褓中的我。这样,我的幼年时光就在奶奶家度过了,直到上了小学。
1978年是特殊的年份。那一年,中国大地上波诡云谲,我几乎是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同时出现在这个世界,紧接着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我上小学的那几年,作文里经常会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只觉得老师这样教,大家都这样写,写了就很高大上。
此后,每隔十年媒体都纪念一次改革开放若干周年,我也就被媒体提醒一次自己进入了新的年龄段。 这一点,我只能平静接受,无法改变。
游子,望故乡 ——1.有子呱呱坠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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