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冲浪也有方法。书籍既然是一个“超链接结构”，那什么才是这个结构里的“超级节点”呢？是所谓的“名著”吗？
很多人主张读名著、读原典。但是坦率地说，大多数原典对我们普通人并不友好。像《理想国》《纯粹理性化批判》这样的书，门槛高得足以让一个入门者望而却步。
我（罗振宇）的方法是：找到那些枢纽性人物的枢纽性的书。
比如历史界的唐德刚，他在历史学术界的地位并不是顶尖的，但是因为一个特别的机缘，他和民国史上很多重要人物有了交集。
1948年，唐德刚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那个阶段，正好是中国大陆风云突变，大量民国要人涌入纽约的时候。
正是这一年，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成立了美国首个口述史的专门学术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这个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当时先进的录音技术，采访各个领域中，对美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将其口述回忆整理成文，然后将相关资料存档。李宗仁，胡适，蒋廷黻，李汉魂，李璜，左舜生，顾维钧，孔祥熙，陈光甫，陈立夫，张发奎，吴国桢等都在被访问者之列。
1958到1980年间，在读博士唐纳德刚得以访问这些风云人物写下了《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三部足以传世的作品。
胡适正在纽约81街做寓公，那是他一生中最清闲而又最寂寞的时候。胡适有三大好：安徽、北大、哥伦比亚。唐德刚既是安徽老乡，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自然让胡适备感亲切。
我问唐先生：“当年，胡适在纽约的生活如何？”唐先生道：“胡适在美国是‘难民’，我们比胡适强多了，我们年轻力壮，什么事都可以做，还有免费医疗。胡适那时在这里做‘寓公’，他也没有钱。”
有时候唐家请客，唐德刚给胡适打电话：“胡先生，今晚我们家里请客，菜很多，您有没有空？”胡适说：“有空！有空！”唐先生觉得：“胡适跟我在一起像家常父子一样，我对我爸爸不敢那样，对胡适可以。”
——李怀宇：《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
这些昔日呼风唤雨的人物，在纽约的身份是难民，其心境之落寞可想而知。他们待在家里没什么事干，唯一能追求的就是历史定位了。所以在唐德刚登门拜访的时候，他们往往接得非常热情，回溯往事时也是尽可能坦诚相告。比如李宗仁，那可是当过“代总统”的人，每次唐德刚上门采访，都要谈十几个小时，而且他夫人郭德洁还会亲自下厨做饭。《李宗仁回忆录》就是这么前前后后168顿饭吃出来的。
这样的书里面记录的就不仅是史实了，还有非常珍贵的个人视角的内容。
我按照遣随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然已经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
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5月20日，总统府内尤其金碧辉煌。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着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冠相互辉映。这是民国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
熟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
所以当我们看到那张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就职典礼的照片时，会觉得穿军装的副总统李宗仁像极了穿长衫的蒋介石的侍卫。如果没有这段口述记录，我们又怎么能看懂它背后的政治权谋和人物心境？
在《李宗仁回忆录》里，我还收获了一项受益终身的心法：“李先生说故事时虽亦手舞足蹈，有声有色，但本质上是心平气和的，极少谩骂和愤激之词。他对他的老政敌蒋公的批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每提到蒋公他总用‘蒋先生’或‘委员长’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恶言恶语的称谓。”后来，唐德刚的书，我一本一本地找来全部读完，就因为他是一位通向很多枢纽人物的枢纽性人物。
西方世界里也有这样的枢纽性人物，比如房龙。
房龙出生在荷兰，小时候就博览群书。据说他的音乐造诣高得离谱：不必去听音乐会，自己跑到阁楼上翻看一部交响乐的总谱，就能和在现场听音乐一样享受得如痴如醉。
20世纪初，房龙移民美国，穷得只能卖文为生。他一生写了大量的书，《宽容》《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等等。它们是经典吗？严格地说，不能算。其中很多书其实只是出版商出的命题作文，甚至只是写给孩子看的儿童读物。为了便于阅读，房龙还亲自为这些书画了插画。
但是有这么一个聪明人，为我们守望西方文明史，拣选中最有意思的部分，用有趣的文笔介绍给我们，他不也是通向枢纽的枢纽吗？
至少罗振宇当年就从《宽容》这本书里找到了大量的阅读跳板：我第一次知道了伊拉斯谟、蒙田和加尔文；我寻踪到了《蒙田随笔》和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我对伏尔泰的兴趣，也是被《宽容》点燃的。
这个思想奇特的人——伏尔泰，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说：“没有权利又有什么关系？我还有一支笔呢。”
事实上，他可不是只有一支笔，他有很多很多支笔，简直可以说是天鹅的死敌。他用过的鹅毛笔的数量几乎是一个普通作家的20倍。
他曾在肮脏的乡下客栈里伏案疾书，也曾窝进遗世独立的乡村小屋，在那冰冷的客房里写下无数六韵步诗句。他在格林威治寄宿时，身边的手稿能铺满整栋公寓的地板；被投入巴士底监狱关押时，为了写作，甚至连印有巴士底典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纸都用上了。
——<美>房龙：《宽容》
除了唐德刚、房龙，我还有很多这样的阅读“前进基地”：不管我的视野前锋抵达何处，我其实都是从几个有限的基地出发的。这些人的书，我是出一本看一本，务必穷尽。这些人都有谁？比如：吴军、万维钢、郭建龙、刀尔登、刘勃、熊逸、杨照、贾雷德·戴蒙德、理查德·道金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艾瑞克·霍姆斯鲍姆、威尔·杜兰特、阿兰·德波顿……
相信我，每一个爱阅读的人，心里都有这么一张“私家清单”。追踪这些人的好处，有两点：
第一：是像何帆老师说的那样：“一般情况下，一流作家的三流作品也比三流作家的一流作品更好。”他们的写作水平在“金线”以上，不会辜负你的期待，浪费你的时间。
第二：不要把他们的书仅仅看成读物，它们还是我们通向前沿和经典的撩望台。
他们每个人替我们守望一个领域，拣选那些优秀的东西，放进我们的视野。一旦缘分到了，我们自然会追源溯始，和原典相逢。看起来我们是他们的粉丝。实际上，我们是自己精神世界的君王，他们只是替我们戍守边关的将军。
我问郑路老师，这种读书方法如何？
他说，这种方法在网络科学中叫“特征向量中心度”。意思是：一个节点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它连接的节点数量，还取决于这些节点的分量和价值。正如职场上的那句话：首先要你自己行，然后要有人说你行，最后说你行的人要行。
另一个疑问是，任由那些枢纽性人物影响自己的阅读节奏，我们会不会不调大乱？迷失自我？
作家余华对这个问题有一番精彩的回答：
“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就好比是阳光对树木的影响是一样的。但重要的是，树木在接受阳光的营养，它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成长。不要害怕影响，所有的影响，只会让你越来越像你自己，而不是像别人。”
是的，让精彩的人物充分影响自己，我们只会越来越像自己，而不会像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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