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中的选择：文革后首次高考经历回顾（写于2018年8月）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所经历的文革后首次高考。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但中国高考制度并没有及时被恢复。当时的教育部主要领导坚持保送制度。1977年邓小平复出，力主恢复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这才有了1977年10月开始的全 国各地的高考。

　　当时我正在矿山干重体力劳动，突然听到要恢复高考，心里很茫然。当时的情况是国家有10年的毕业生，尤其是老三届高中生他们的文化水平很高，我们74年的高中生和他们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是 否都要挤到考场去？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一样。我的哥哥、姐姐学习都不错，但当时都有正式工作了，所以都没有参加高考，当然也有经济原因，谁家能同时供起三个人上学？我当时在矿山当了四年 临时工，20多岁了还没有正式工作。我的文化底子太薄了，1966年刚上小学三年级，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光闹革命了，已经不上学了。1970年家搬到偏远的农村，学校的老师连一个高中学历都没有。 上9年一贯制的高中时，又赶上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张铁生高考交白卷，学校又不正经上课了。拿着高中的毕业证，其实文化连文革前高小毕业生的水平都达不到。我也能参加高考？在我犹 豫不决时，家里 （我工作的地点离家还有百十多里路）已给我报了名。

　　11月的一天，具体时间已经记不住了，也就是高考前一天，我从工作地点回到小城家中，第二天便去当地的一小参加黑龙江省的高考初试了。当时初试的考卷是由行署组织人出的题，考三科：语文、 数学、政治。当时规定考大学本科和专科要有初试和复试两次考试，考中专和技工学校只参加初试就行了。

　　当时，可以说对报考什么样的学校根本什么都不懂，也没有什么犹豫就决定报考大学了。考完试，感觉十分不好 ， 认为三科总成绩也过不了160分，就火速回矿山劳动去了。在劳动中，心中还是有 一丝幻想的，万一初试上来那有多好啊。于是心里就偷偷盘算着什么时候能公布成绩呢？

　　然而情况不妙，我们邻居西矿（我是1977年7月才从西矿调到宋矿的）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几个考生估分时，三科成绩每科都在八、九十分以上，天呐，复试还会轮到我？！

　　峰回路转

　　听到传闻，我真的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当时我想考不上就开汽车好了，我原本到宋矿是要学开汽车的，上不上学不重要。宋矿要进一批国外自动卸载汽车，准备招一些人做汽车司机，但当时汽车还没 有来， 高考却不期而至了。

　　传闻还是让我平添了不少烦恼。当我不知深浅地一步迈进高考这个门槛时，才知要想上学不是一件容易事。10多天的等待好像度日如年，也有一些人讽言讽语地调侃着我，觉得是白搭工。我们班里那 30多个哥们有不少可高兴了，他们都不愿让我走。他们年龄有比我大的也有比我小的，但平时都愿意围着我转，弄得班长有时得通过我来管他们。然而，我还是每天坚持在工余时间拿起书本看看，灵 魂深处还是渴望着能去读书，能去当一名干部。

　　发复试通知书的前几天，矿上关于高考的消息多了起来。有人一本正经地说：“大矿（我们管西矿叫大矿，因为宋矿曾是它的分矿）已经广播通知了，某某、某某已经接到复试通知书了。”于是我便 心灰意冷地丢弃了书本，每天老老实实地骑自行车去几公里外的矿区上夜班。那天我是下午3点至夜里11点的班，晚饭过后矿行政区那边管政工的吴老师打过来电话，是别人接的，告诉我行署招生办 发来复试通知书了。第二天我取复试通知书时知道全矿共有四人接到了大学复试通知书，有两人接到了中专达到录取分数线通知书。考大学的四人全是男性：小李、小张、上海知青马伯乐和我，考中 专的是两个女性，我们都是一线的工人，当然这里有临时工、大集体和正式工人。通知书上明确了考试考试时间为1977年12月23、24两天，文科考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四科，地点为县城第6小学 。这时也知道了曾说每科都考90多分的那几个人三科成绩总分还没有达到160分，因为复试分数线就是160分，他们几个当年谁也没有接到复试通知书。我的总分是180多分，刚刚及格的分数。

　　当时我想人说话一定要留有余地，不然话说满了，到时候会下不了台的，会给人留下笑柄的。接到复试通知书距考试的时间只有20天了，于是我收拾了一下床铺就回家准备复习去，这时上海知青马伯 乐也和我一起回县城复习去了。

　          短暂的复习和烦人的政审

　　回到县城，我和马伯乐一起复习。马伯乐说：“你报考文科，我考考你语文基础知识。名词、动词、形容词你知道吧？”我回答说：“什么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呀？”马伯乐说：“你连这个都不懂 ，还考文科呀！”“可是考理科，我连物理、化学都没有正经学过，更考不上了。”听了我的回答，马伯乐哭笑不得。于是就教我一些简单识别动词、名词、形容词的方法，别说，正式考试时我居然 把词类辨别题全答对了。

　　这期间考生开始填报志愿，其中对我来说最烦人 的要算政审这一栏了。家庭出身栏，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填贫农、下中农、中农或富农、地主，而只能填革命干部。而这在当时就是“可教育好子女” 的标志，比别人低一头的。家庭有无问题栏，更是难以下笔。为此，母亲专门到宋矿找了当时负责政工的绰号叫“郑三炮”的人，希望他能尽量好好给填一下政审栏，尤其是现实表现。但最后结果如 何，至今我也不得而知。但我的志愿表里肯定有“家庭有重大历史问题 ”这样的字样。

　　折腾了好几天，总算填完志愿表，又赶紧抢时间复习几天。我和马伯乐一起研究押作文题，最后确定了两个：《向科学进军》、《永远高唱〈东方红〉》。

　　正式考试开始了。12月24日上午，考数学。试卷以当时天津课本为主出题，而我上学时用的是黑龙江教材，比天津的简单多了。考完就知道只能得30分。下午考语文，看到作文题就笑了。《每当我唱 起〈东方红〉》，这和我押的题没有多少区别呀。辨别词性题：“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要辨别“领袖、提出、意义” 是什么词性，我都答对了。当时估计语文能得80分。25日考政治、史地，政治有一道题是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20分。记得当时答了4点，如非常必要、完全及时了等，但从考分看， 并不理想。考试期间出了一个小插曲。我在西矿时的工段班长也参加了高考，在考数学时，他拿到试卷一看竟然是政治试卷，便举手报告了监考老师。随后给他调换了试卷。考完试，他便被带到行署 幼儿园给封闭起来，直到第二天考完政治才解除封闭。

　　由此可见从一恢复高考开始，各种舞弊手段就如影相随，中国的考场从来不会有什么完全干净的环境。但我们考生当时在考场却是十分遵守纪律的，我们考场没有任何违纪现象，好像大家也不懂得打 小抄之类舞弊手段，监考老师也很松弛。外面车鸣马叫，人声嘈杂；室内静如止水，丝毫不受外界的影响，也许我们都是经历过多年工作，遭受过不少挫折的缘故，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在学校里，从大变革中学会独立

　　考完试我便回矿山边工作边等待考试成绩。

　　过了一段时间，成绩出来了，马伯乐理科考了288分，我文科考了237分，另外两个人的成绩都比我低了一些。

　　我的考试成绩是：语文80分，数学30分，政治65分，史地62分。很快录取开始了，从招生办传来消息，我的档案被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调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档案又被退回来了。当时报志愿什 么也不懂，报了几个本科后就填上了同意如大学落榜后可被当地师范学校政文班录取。而这个政文班，也是学校文革中的一大发明，全称叫政治语文专业班。当时黑龙江还有不少专科学校，可惜一个 也没有填报，与之失之交臂，令我悔恨好长时间。

　　齐师院退档后，高校录取也接近尾声了，我填的志愿也杂乱无章，后面的学校分数比前面的还高，本科院校录取已经不可能了。这时家里问我师范去不去，我想政审明年还不知什么样呢，管它什么 学校先上着再说，于是我告诉母亲师范也去。母亲捎信说，师范还得等一段时间发录取通知书，你就等着吧。

　　这一等就是4个多月。在等待的时间里，一天田班长找我说：“你当副班长吧，你现在也走不了，帮帮我。”原来当时我们工班里的30多个小青年大多数不听田班长的使唤，干起活来别别楞楞，田班 长很无奈。他看见这群小青年大多爱和我在一起，于是就想通过我来管理他们，便想让我当副班长。其实工班的班长什么也不算，多操心不多挣1分钱，经常是上挤下压受夹板气，是一个好人不愿干 ，赖人干不了的活。我连想都没想立即拒绝了他，我说：“我考不上学，也不打算在矿山待了，想换个地方。”

　　马伯乐这时去师范找他们要求上师范高师班（大专班）， 师范高师班当时录取老三届的分数是290分，也是重点大学的分数段。马伯乐差两分，师范高师班不录，让他上中师数学速成班（8个月就毕 业），马坚决不去，他要第二年再考。我已经没有第二年再考的想法了，因为政审、因为回县城也找不到辅导老师。初试后母亲曾找一个5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毕业的老师给我讲讲史地。他 随便问问我一些基本知识，听了我的回答后说：“基础还行，也没啥可辅导的了。”我的史地知识全是自己看书、听广播得来的，其中肯定也有自己理解错的东西。

　　一个只有小学3年级文化水平人，高考能考237分我也十分知足了，而且复试比初试考得好。在等待期间，我感到时间非常难熬，常常有人问还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也有不少人冷嘲热讽，弄得我情 绪十分不好。

　　1978年4月20日，我终于接到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被录取到中文专业班。时间刚要过半年，人的思维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师范的政文班已经改成中文班了，这是一个些微的变化，而国 家大的变化是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这也使我开始想象哪一天我的家庭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帽子也能搬掉。

　　5月3日我到学校报到了。而入校不到10 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改变中华民族命运也更是改变我的家庭和我个人命运的气势磅礴的战斗檄文就发表了，“两个凡是”开始受到重炮轰 击，震撼世界的中华民族思想解放运动大幕精彩开启！

　　从1978年5月入学到1979年7月毕业，我在学校里经历中国当代最精彩的史诗般的演出，目睹了中国的剧变，而尤其深刻的是思想的天翻地覆的巨变。我们这个民族开始从盲从转变到用自己的大脑独 立思考，开始允许党性之外有人性，被奉为至高无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法宝，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抛弃，当代中国开始回归理性，开始和世界同步。

　　感谢时代，感谢我们这个自我扬弃的民族，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到来而勇于献身的1976年“四五运动”的英雄，更是我要永远感激的！因为那一年，我们绝大多数人还在昏昏欲睡着，还在战战兢兢地 苟活着，甚至还在谋算着怎样告密、怎样紧跟着。没有他们，我们还会等待更长一段变革的时间。

　　一年的学习瞬间而过，书本还沉浸在文革的余毒中，而大变革的时代却教会了我怎样去选择，为什么去选择。我开始成为了我自己，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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