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读书时，就不喜欢上历史课，当时的排斥源于对“宏大叙事”的反感，认为史官只为帝王做文章，历史为什么只有这些经济政策、政治主张，为什么没有寻常百姓的生活记录，所以不喜欢。
大学时，学了政治，因为喜欢思辨，相较于历史的年轮滚滚，朝代更迭，研究发展的规律，探讨制度的逻辑，分析善治与恶治，似乎更有趣。
这与我的性格也很搭,喜欢别善恶,断是非,对事实不关心,对动机很在意。造化弄人,我遇到了学历史的先生。用了很长时间来认识历史学科,从对“史壳郎”的不屑到敬佩,我逐渐转变着自己对历史的态度。
钱穆先生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时所著，著于战乱时期的西南联大（昆明），1939年6月，《国史大纲》正式完成，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直到遇到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无知，有多造次。《国史大纲》是老师送我的，老师一直告诉我要向下扎根，扎在本土文化的深处，扎向道统。加之，自己选择了春秋茶席，如果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气象，也是无法完成的。于是，在一个难得独处的午后，翻开《国史大纲》，从《引论》开始，直到第二编《春秋战国之部》的春秋始末部分。
关于为何读史，钱先生认为“凡其所爱，必其所知……惟知之深，故爱之切。”关于中国文化之特点，钱先生归纳为“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的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关于中国政治之特点，则让我自叹曾经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未得要义，“罗马如于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铄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千古。”读来甚爽，惭愧自己曾经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多有抨击，而实则对史一无所知。
读到春秋部分，钱先生着墨最多的是贵族文化，“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各国贵族阶级……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读此一章，泪如雨下，我知道自己选择春秋席的深意，是要在根上去连接，这种描述让我向往，如当时读《大学》一样，那种深深的伤痛，因为“礼崩乐坏”，真善美不再的伤痛，很真切，我觉得和贵族无关，这应是人的本性，只是贵族更无衣食之忧，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掩卷而坐，心生忏悔，不由自主地俯身叩拜，一碗清茶，叩拜祖先。提笔书写自己的心迹——“生于齐鲁，而择春秋，期信义忠实得布天下，纵有纷争，礼义存之，大道奉行，保有和平。由此，明白每一个个体的基因中都承载着一部华夏文明史，由是，一切的批判、排斥终将变成内在的纠结与分裂，愧于自己的无知、放肆与大不敬，诚请列祖列宗原谅不肖子孙。吾有人根，深扎齐鲁之土，华夏之地，千年风雨，难化先天之性，愿续此脉，明理明礼，德行于世。”读书近三十年，第一次如此亲近历史，如此亲近自己的民族，那份情感，自由流淌，在我的身体里，那份爱一直都在，只是因为无知而蒙蔽，感恩钱穆先生为我打开的这扇历史的大门，虽然所开甚晚，但所幸是开了。
虽然《国史大纲》中史实记录还是很多，而我的阅读习惯不是一朝一夕所改，但钱先生的笔触，总是能引人入胜，以此一部《国史大纲》为我的历史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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