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四二：“屈尊”学学状元郎

《传习录》三四二：“屈尊”学学状元郎

邹谦之尝语德洪曰：“舒国裳曾持一张纸，请先生写‘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悬笔为书到‘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顾而笑曰：‘国裳读书，中过状元来，岂诚不知身之所以当养？还须诵此以求警。’一时在侍诸友皆惕然。”

“拱把之桐梓”出自《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意思是说：一两把粗的桐树和梓木，人如果起心动念去养护它，都知道该如何使之更为茁壮。到了人自身，反而不知道如何光大和滋养自己的内在仁心，难道人爱自身还不及桐树和梓木吗？不肯花心思罢了。

人的碎碎念太多了。佛家讲“须臾八万四千年”——就那么一转身的功夫，八万多个念头从你的意识中掠过。乡村里，形容那些过于精明的人——“这厮有八百个心眼子”。《论语》中，孔子评价季文子的“三思而后行”，说：“再，斯可矣”——做之前再过一下脑子就是了，不必把那“八百个心眼子”都用尽！

这太多的“碎碎念”，或者说这看似聪明的“八百个心眼子”，弄不好就变成了一件坏事。

念头太多，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心猿意马”，像那只下山的小猴子一样，逮着什么都能来兴趣，一会摘西瓜，一会捡芝麻，一会捉蜻蜓，一会逮蝴蝶的。到最后，结果可想而知，一定是两手空空回的家。王阳明反复讲，“致良知”之学简单得很，就是把通过“良知”灵明觉知到的是非，付诸自己的实际行动使之显明出来，完成《大学》三纲领所倡导的“明明德”。它的理论学基础，其实就是尧舜禹时代留下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将极度危险的私欲人心同微渺难见的道心统一起来，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这一心法加以首轮拓展应用的是商汤和周武王，商汤讲“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和周武王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都是视天下民众与自身为一体的意思。对这一心法加以二轮拓展应用的是孔子，他告诉曾参——“吾道一以贯之”——在我这里，没有人心、道心，只有一个“一以贯之”。对这一心法进行三轮拓展与运用的是宋、明儒者，陆九渊讲“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和王阳明讲“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都是一样的意思，大有此心无所不包的意蕴。后来，王阳明干脆讲“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实在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邹谦之曾经对钱德洪讲过：“舒国裳曾经拿一张纸，请阳明先生帮他写《孟子》中‘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欣然提笔写到‘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的时候，回头看在场众人笑着说：‘国裳读书，是中过状元的，难道他是真的不明白该当如何修养自己的身心？只是他仍需要时常诵读这一章来警诫自己罢了。’一时间在场众人都有所警醒。”

王阳明所讲的“致良知”之所以人人一听便明，却鲜有人真正做到。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圣道再怎么简明易行，架不住人天生有“八百个心眼子”。做一件事情之前，人总会动用自己的“八百个心眼子”去权衡利弊得失，动用“八百个心眼子”去权衡利弊的过程，说到底是极度危险的私欲人心在起作用。在这个权衡中，人浑然不觉地将“良知”灵明觉见到的是非抛诸脑后，甚至用自己的一套说辞去粉饰最终的选择，最后将“良知”涂抹得不成样子，连自己也无法识别、觉见。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不愿意”——不愿意去“致良知”，它是人无法真正“致良知”的第一种原因。

二是“八万四千念”太有诱惑力了，虽然人同那只下山的猴子在本质上有着极大的不同。但“须臾八万四千念”对人的冲击太大了，静坐时，那念头此起彼伏；应事时，那念头也是周转流行的。不知不觉，便忘记了初心，走着走着，便记不清自己为什么而出发了。这个时候，需要人自己有一定的定力，需要适时对自己有所提醒。舒国裳是考取过状元的，能耐、定力、修养绝对属于上乘的。即便如此，他也需要“定”，也需要提醒。对于舒国裳这一类的人，倘若不能“致良知”的话，也有一个原因，那便是“无暇”，他因为对外在世界应接不暇，以至于无暇“致良知”。

舒国裳请王阳明录写《孟子》中的“拱把之桐梓”一章，就是时时提醒自己，在“百忙”之中，回到修养自己的身心这件根本大事上来。

一件对的事情，没什么好说的，做就是了。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再不济“屈尊”学学状元郎——“勉强而行之”——写个字条挂在屋角，天天对照着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