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关于味道的记忆总是很微妙。眼睛所见的万紫千红，耳朵所闻的轻回低转，皮肤触摸到的寒冷温热，总是要直观形象些。但是，味道对我而言，缥缈空灵，总是难以名状不可言说，却也令人难以忘记。一种种味道，就封存在记忆里，就像一段段故事。当再次与之相遇，被封印许久的记忆再次被唤醒，宛如重生。
当我走在芝加哥一个酒店地下停车场的过道中的时候，我忽然闻到了豆豉的香味。那个味道一经鼻腔窜入，旋即激起了我关于豆豉的一切记忆。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地下通道，我不停地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吸入带着豆豉香夹杂着汽车尾气的空气时，想起了一万多公里之外、二十多年前粤西的一个小山村里我太公的小厨房里飘荡弥漫出来的猪肉炖豆豉的浓香。
我的太公是个仙风道骨的瘦老头，就像西游记里剃了胡须的太上老君。他的的确确是很老了，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很老了。他的老伴，也就是我的太婆，在我爸爸还没有发育的时候就被一块鸡骨头噎住食管，大口大口地吐血，死了，终年五十多岁。后来，在她死去若干年后，依照我们家乡客家人的风俗，给可怜的太婆复葬开棺捡骨的时候，才把那块致命的鸡骨头从一堆白骨中捡了出来。所以，现在我常常觉得，我们家人酷爱吃鸡，这是在给我的太婆报仇雪恨。不知道她老人家在天之灵对此是倍感欣慰，还是害怕悲剧再度上演而为子孙后代提心吊胆。
太婆死后，太公就开始了寂寞的鳏夫生活。他是三代单传，到了他这一代终于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终于开枝散叶，人丁兴旺。虽然儿孙满堂，不过儿子们早已分家立户，而且太公老当益壮，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还时不时干点木匠活，给儿孙们锯把椅子，刨个桌子，所以他还是选择一个人过，自己一个小灶，煎炒还是焖炖，看心情自由选择。儿子们有钱出钱，没钱凑粮。
老家是个巨大无比的泥砖瓦房，太公偏居一隅，虽然住在一块，但单独有个小门出入。太公的生活清闲自在，平日里偶尔做做木匠活，聊以解闷，打发时间。很多年后，几个儿子们（我爷爷和三个叔公们）怕太公年事已高，把太公的一套木匠工具没收了。
小时候，我和很多农村孩子一样，父母外出，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家里种水稻，爷爷奶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尤其是农忙时节，真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因此，晚饭往往很晚才吃。每当夕阳西下，我在门口的晒谷场和堂弟们玩耍的时候，就看到太公的烟囱里升起了袅袅炊烟，饥肠辘辘中闻见了饭菜的香味。
太公叼着旱烟枪，站在门口招呼我们这几个堂兄弟们，都是他的曾孙。我们也不客气，前呼后拥，就这样挤上了太公的八仙桌，一人一个小碗，大快朵颐起来。常常是吃到一半，就被奶奶过来提溜回去了，告诫我说，太公自己做的饭菜不多，你们吃了，他就没得吃了。我不好意思地答应着，下次又经不住诱惑，意志还是屈服于饥饿，再次吃的津津有味。
十多年过去，太公餐桌上那几个为数不多的菜式我基本上已经忘却了，却对这道豆豉炖猪肉依然印象深刻。农村里食物不算丰富，因此餐桌上的菜式颇为单调。而尤其是肉类，主要以猪肉为主，鸡肉鱼肉往往在重大节日和酒席上才有。太公的餐桌上，也总也有一道菜是猪肉，做法也往往是豆豉炖猪肉。对于这道菜，我们有一句方言的顺口溜：豆豉炖猪肉，飘香隔离屋。在客家话里，隔离屋说的是隔壁邻居的屋子。这句顺口溜用普通话念起来并不顺，而在客家话里，肉和屋其实是押韵的。
瓦锅从木柴燃烧后遗留下通红的木炭的炙烤中撤下，放到桌上，还吱吱作响，肥油翻滚，热气升腾，散发着豆豉的奇特的浓香。肥肉已经酥烂，入口即化，并且表面被豆豉染得焦黄，瘦肉浸润在混合着豆豉的油水之中极其入味。而最好吃的部分是在锅底那些被炭火炙烤得微焦酥脆的肉片，在高温中被煎炸得牢牢粘在锅底，得要用铁勺用力刮下来，放进嘴里摇起来，嘎嘣脆，好滋味。对于小孩子而言，要吃得这样的美味，得花点力气，没有几分臂力是吃不着这样的美味的。或者，这也是其中的一种乐趣吧，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能如意便平常。
几年前，太公驾鹤西去，寿终正寝，享年九十五岁。其时，我在北京工作，路途遥远且无暇抽身，没能送老人最后一程，抱憾终生。如今，想再吃这样的美味再也无从寻觅了。因为，无论如何，味道都不对了。
太公，让我再吃你做的豆豉炖猪肉吧，可否在里面品尝出日子的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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