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之内

著名的胡焕庸分界，将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连线，将中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其实就是历史上的“中国本部”，西部则属于蛮夷地区。西部的历史，准确界定应该归属于东北亚历史的范畴，东部的历史，则属于中国历史的范畴。

胡焕庸线之内的东部地区，即中国本部，核心区沿自西向东、内陆向沿海的路径演变。

汉民族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悠久，关中在民族国家的地位，极其重要，关中是民族国家历史剧情上半部的主角。但主角关中在其中扮演的真实角色，却是视关东及关东之外的其他地区为敌国。唐太宗无意中的谈话，流露出实情，李世民评论说关中人如何、关东人如何，御史提出抗议，御史说：帝王应以四海为家，不应在地域上划分界限。

唐太宗以关陇军事集团为班底，推行关中本位政策（陈寅恪观点），关中的长安作为首善之区，成为举世无双的超级大都市。长安的经营，离不开关东及关东之外地区的持续输血与牺牲。唐王朝以长安为核心，向内陆辐射推行武力开边政策，也离不开关东及关东之外地区源源不断提供税赋支持。太宗以关中为后方，可以派遣李靖远征漠北。但是太宗要远征高丽，以关东为后方，就只能亲力亲为，自己亲自带兵出征了。关中与关东的情况完全不同。

胡焕庸线以内，汉唐核心区关中的最终结局，只能是在核心区的定位进程中自动退出。关中作为汉唐的首善之区，必然成为编户齐民、彻底解除民众武装的非军事区，洪水决堤，首善之区就是流寇与胡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最佳地点。关中残破，是关中没有选择余地的归宿。

核心区东移，便于利用杨广时代的大运河，实现江南财税基地对核心区的输血。由于关东多次成为战争洗劫的重灾区，资源与文化的残破程度，相对于关中而言更为严重，因此，胡焕庸线以内，中国本部的生存，只能依靠“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一隅。

江南财税基地的保存完好，得益于中原大一统政权的多次解体。中原大一统政权正常运转，江南财税基地的地位，不会超过秦王朝时代的郡县，最终的命运，必将成为中央政府掠夺与洗劫的首选目标。但中原大一统政权一旦解体，江南地方政权，就会视江南为私产，比如孙权的东吴政权，主要的掠夺与洗劫对象是山越蛮夷，江东本土的元气保存完好。

江东唯一的“不足”，在于长期以来，江东的元气一直保存完好，当外族入侵占领江东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江东往往会在“殊死抵抗”与“投降主义”的选项选择后者。江东的选择，不符合道德评价体系的标准，但符合利益评价体系的标准。

胡焕庸线之内的民众，与之外民众的区别，既不是种族，也不一定是文化，准确定义两者的区别，只能是纳税。

胡焕庸线之内，基本上可界定为大一统帝国征税的覆盖范围，之外的民众则非大一统帝国的征税所及。民众向大一统帝国缴纳税收，换取大一统帝国提供安全保护。

东亚大陆大一统帝国的征税权力，举世无双，主要的征税对象，就是胡焕庸线之内的民众。帝国皇帝的征税，距离现代国家根据预算支出确定征税收入的做法相去甚远，也不完全是根据征税的收入去确定帝国政府支出。

真实的情况是，东亚大一统帝国的皇帝，拥有全球其他地区统治者所没有的，直接向全民征税的权力，但历届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来就不知道自己征收了多少税收。皇帝向全民发布类似“仁政”、“礼仪”等内容的诏书，符合大一统帝国政府与民间的思维逻辑。但如果皇帝与大臣们开会，召开类似“全年税收收入预算及支出计划”这种会议，则完全突破大一统帝国政府与民间的思维习惯。

正如黄仁宇一再强调的观点，东亚大陆大一统帝国的治理，始终偏离数字化管理的轨道，仅仅依靠道德与礼仪的同质化，维持表面上的大一统。

胡焕庸线之内的核心区东移，除了关中残破，已经不适合作为核心区。另一关键因素，是随着江南财税基地重要性的提高，核心区必须靠近江南财税基地，才能缩短运输距离，降低运输成本，就近获取江南的资源。

核心区东移之后，东亚大一统帝国持续经营内陆腹地，由于鞭长莫及而勉为其难。地理格局的变化，是影响汉唐到宋明，历史路径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因素。

内陆到沿海的路径演变，如果忽略东亚大一统帝国的“国情”，接下来可预期的演变，江南有望从内陆核心区支撑基地，变成拓展海外空间的桥头堡。

但东亚大一统帝国的国情，并不支持江南完成这种华丽转身，郑和庞大舰队下西洋成为无用的炫耀之旅，即是大陆国情不支持也不需要海外拓展的体现。

沿海地区一方面没有成为帝国经营内陆的基地，另一方面无法成为帝国拓展海外的基地，那么，沿海富庶的唯一贡献，就只能是税收意义上的贡献。

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持续扩大，近代之前，这种差距就会成为摧毁大一统帝国的潜在因素，比如明末的白银危机，沿海囤积的巨量白银，并无法输送到急需白银的流寇战区，反而制造了通货膨胀，抬高了整体的物价。近代之后，沿海先于内地接受西方文明，耳濡目染，逐渐成为颠覆大一统帝国的思想策源地，明代之后，格局之改变，均源于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