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陈寅恪曾有一首《忆故居》:“且认他乡作故乡”。对于一个漂泊他乡的人来说,的确如斯。但是作为一个“漂二代”,我却道有他乡作故乡也是令人艳羡的了。
对于故乡昌黎,我少小离家,与她相亲相近不过非典前后几月。那时我年龄尚幼,虽则故乡在我的脑海深处镂刻了难以抹去的印记,但是岁月流转,不知是否是记忆为这段经历添油加醋,虚虚实实,是梦是真难以捉摸。
在北京十几载,学校、培训机构、家,三点一线而已。在高楼的囹圄中,谈不上有街巷发小摔打出些轶事;在无人作伴的回家之路上,没有可供会心一笑的青涩情愫。邻省跑遍,北京的地标建筑却没有光顾一个,大约是初中时的常态。北京,这个地名,曾经多次出现在我的考题中,校名中,笔记本中,但她是遥远的,我羞赧于对着户口本去承认“我是一个北京人”。
故乡早已不是故乡,他乡也未变成故乡。我就像一个大雪中走丢的孩子。我是谁,我家在哪,我不知道。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是在思乡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在思乡啊,“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是在思乡啊。可是思乡思的是什么呢?旅行时,每每望着或圆或缺的明月,每每望着结群的归雁,我的心头也会泛起朦胧的惆怅。可惆怅是什么呢?现在想起来多半是自诩文青风花雪月的矫情罢了,我是没有故乡的呀,怎么可能思乡呢?
汽车飞速地在公路上奔驰,香河、玉田、抚宁……小的时候,看着车窗里重着影子的自己的脸发呆,总能脑补出奶奶家贴着红色窗花的玻璃,还拢着薄薄雾气,烧热的炕上,盘坐着一圈女人,围着炕桌嗑瓜子。袒腹的男人们坐在饭桌前,白酒对嘴喝得酣畅。时而远方还传来二踢脚的响声,吓得院子里的狗就汪汪狂吠一阵,屋子里的猫就跳到炕上钻到人怀里。小的时候,还有许多期许,不管冬夏,都要去“碰碰凉”冰糕店点三个冰激凌球——那时还不知道哈根达斯会更好吃,要去带着狗去山里撒欢。然而面对着同样的站牌,公里数慢慢衰减,我却不知道该看到什么,该期许什么。
“这个姑娘真白净,不愧是北京的孩子呀。”那些生着老茧的手拍着我的肩膀,他们如是说。乡音像唱歌一样,一个字最多可以拐出四个调值,上声总比其他声调拖慢半拍,仿佛叹咏调。他们说三个字的地名时,中间字总是轻声化,于是“歌声”便有了一个切分音。相较而言,我的普通话枯涩无味,像冬雪中的钢铁冰冷而散发出锈蚀的味道。我始觉编小学语文课本的老师邪恶异常,把第一篇课文编成《大家都说普通话》,把我们一个个教成叛徒,背叛故里,又吹冷所有乡情的余温。
漫无目的地走在夜色中的昌师(昌黎师范)校外,我记不起那时我是怎的和姥姥数星星了;摸索着沿竭阳水库岸堤前行,我还能遥望到馒头山黛色的山峦,设想它们遮住了怎样一弯新月,却想不起来舅舅原来教我的“亭午夜分”。原来的返程,我可以靠老店轻松识得,如今却不能够了。一厢情愿地把它归结于城市化进程更新了街道,却也知是“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爸爸妈妈还很热情,他们在这里生活了18年,他们还能临时改回乡音,还能辨清来时的路,还热切地给我指着年轻时谈恋爱的亭子,眼睛里充满年轻。走出多少年了,昌黎还是他们的故乡。他们有两个故乡,不似我,一无所有,他们是幸运的。
可以设想,也许在我的未来,我嫁给另一个漂二代,我们的孩子的“籍贯”,填着他父亲的户口所在地,他对于这个地方已然不熟稔了,孩子则根本没去过。孩子或许还会羡慕我至少还忆得起籍贯地的影子。也许做高考题的时候,老师还是会告诉他“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在思乡啊,你怎么这么笨,这都看不出来?他抬起茫然的眼,问道:“什么是故乡啊?”
什么是故乡啊?我久久出神。“一夜征人尽望乡”,如果有朝一日我远征他国,我望的会是哪呢?
欲归故里归何处?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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