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屏风上》中的第38篇《哲学家》中，毛姆提到了末代狂儒、北大怪才辜鸿铭，当时的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在昨天分享的第48篇《戏剧学家》中，毛姆说的又是何许人物呢？
以下内容选自网络，仅作为学习笔记参考：
在第48篇《戏剧学者》中，虽然毛姆没有点出这位戏剧学者的名字，但是宋淇读完这篇速写之后，断定这位戏剧学者正是他的父亲宋春舫（见宋淇《毛姆与我父亲》，收入《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海豚出版社2011年；下文所引宋淇观点均出自该文）。
宋春舫（1892-1938），浙江吴兴人，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表弟。
宋春舫家学渊源深厚，十三岁即在清末最后一次科考中考取秀才，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于旧新学都有所涉猎。
接着远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掌握了法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宋春舫《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海豚出版社2011年）。
宋春舫还是是中国戏剧的开拓者，他的书房“褐木庐”主藏国外戏剧书刊，是国内首家私人戏剧图书馆。
对观毛姆和辜鸿铭、宋春舫两次不同的会面场景，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毛姆和宋春舫的见面，时间也是一九二零年，地点应该也是在北京。与辜鸿铭见面时的姿态不同，这一次是宋春舫主动登门拜访毛姆。
毛姆眼中的宋春舫“显得有些腼腆”，“说话的声音又高又亮”。宋春舫向毛姆大谈特谈对戏剧的见解，毛姆并不以为然。这又是一次不平等的、不在同一个频率之上的对话。
宋春舫认为戏剧应该“激动人心”，这让毛姆“不免感到奇怪”。在这里，我觉得毛姆有点装腔作势，其他部分看似刻薄，其实还算真诚。
毛姆理解宋春舫的意思，“要求出色的剧本、精彩的场面、合理的分幕、情节的突兀和戏剧性”。毛姆可能是觉得这只是戏剧的基础阶段，不足论。毛姆认为，“中国戏剧（指京剧）有其精妙的象征性”，正是西方“孜孜以求的观念戏剧”，而另一方面，京剧“也因其沉闷单调渐渐失去生命力”。
这一年，宋春舫不满三十岁，又浸淫在“五四”的热情之中，他怀抱着用戏剧改变社会的凌云壮志，兴冲冲地拜访功成名就的戏剧界前辈毛姆，想一股脑儿地向他请教。这种心态很正常，正如你在咖啡馆无意中撞见当红的文艺大咖，也会是同样的举动。
“你知道我们的学生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宋春舫对毛姆说。
不幸的是，毛姆对此并无兴趣，就把话题转向了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我倒是杂乱地读了一些。”毛姆提到了庄子。可见，毛姆对中国哲学确实感兴趣。
宋春舫之子宋淇认为毛姆的态度是普遍的挖苦，毛姆称辜鸿铭“哲学家”，是暗示辜鸿铭并没有资格算作“思想家”。我觉得，这应该是宋淇的偏见。“哲学家”这个名称既古老又高尚，因为在接下来的对话之中，毛姆提到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挖苦后者没资格算作“思想家”的暗示。
“他（庄子）生活在很久以前。”宋春舫旧学功力不差，当然也是熟悉庄子的，但是，此时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事情很简单，宋春舫是想向毛姆请教当下最火热的问题，而毛姆却把目光落在了久远的先秦。
“亚里士多德也生活在很久以前。”毛姆低声和悦地说。
在文中，毛姆还引用了《庄子》中“望洋兴叹”的典故，说两人的争辩是无益的。
不少中国读者，尤其是辜鸿铭的拥趸，或者是宋春舫之子宋淇读到毛姆的这本中国游记，感觉不舒服，觉得毛姆态度傲慢、笔调挖苦。
不过我觉得这只是毛姆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刻薄与否，只是角度、观念的问题，只要无损事实，我们皆可安然接受。毛姆是站在人性的角度上看问题，对人性看得透的人，温情者有之，刻薄者也有之。
实际上，如果让毛姆在乡间散步碰到简·奥斯丁、巴尔扎克，他回去之后写下的印象记，也不会只是夸奖。毛姆的《巨匠与杰作》是一本有趣的书评集，他列举了心目中的十佳小说，顺便把他们头顶的光环一一戳下来。简·奥斯丁衣着品位很差，狄更斯和巴尔扎克虚荣浮华，司汤达是个“渣男”（用现在的话说）。很显然，毛姆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深深地知道，只有洞察作者复杂的人性，才能真正读懂巨匠们的杰作。
毛姆所谓的挖苦，有时候只是表象。我们再来举一例。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中提到司汤达口吃，读者读到这一段落一定会觉得这是挖苦，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毛姆自己也口吃，那么看法就不一样了。一个口吃的人很少会挖苦另一个口吃的人，如果这也算挖苦，那背后是大勇敢、大同情。
在《巨匠与杰作》之中，很常见的词正是“同情”，这其实是毛姆“挖苦”背后的底色，只是他在文字中藏得很深，让人不易察觉。“巴尔扎克对蠢人是毫无同情心的。”从这句话我们能读出毛姆的温情。这种同情心，也渗透在《在中国屏风上》，尤其是对长江号子和驮货物苦力的哀叹，读来让人动容。
平心而论，毛姆应对辜鸿铭，是很有教养的，他只是准确地捕捉到了辜鸿铭对他的傲慢。毛姆对宋春舫的观察，也算客观。宋淇说，宋春舫的声音，“较高则有之”。宋淇也承认，毛姆最后对宋春舫所发表的戏剧理论也是真知灼见，几乎可以在毛姆《总结》一书中原封不动地找到。
以火车做比喻，辜鸿铭是毛姆旅行沿途经过的一座老旧的月台，这个月台已经少有人问津，少有人下车，月台还保留着自己的尊严，回忆早年的光辉岁月。宋春舫和毛姆，是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两人的出发点和目的都不同，在短暂的相遇之后，又马上分开。这正是毛姆要记录的，要给我们看的景象。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是一个思想大碰撞、命运吊诡的大时代。毛姆和辜鸿铭、宋春舫只是烟波浩渺中的三个小小坐标。
一九一八年，梁启超辞去段祺瑞内阁财长一职，带随员赴欧洲考察学习，历时一年多，并出版《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在书中认同和推崇西方文化的核心“自由精神”，提倡个体本位的文化理论观，对欧洲文明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这和辜鸿铭的想法刚好反过来。辜鸿铭痛心疾首地说，新学正在改变和腐化真正的中国人。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文学经典，绝不仅是属于汉学家的爱好，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拯救欧洲文明于水火之中。
一九一九年，梁启超壮游欧洲一年之后回国，毛姆跨越千山万水来中国壮游。两本书的书名《欧游心影录》和《在中国屏风上》，也可以对观。
一九二零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并在北京讲学一年。毛姆也关注了此事，他在《在中国屏风上》一书中写道，他在上海的一个朋友特意让人力黄包车回头，就是为了去买罗素的新书，“这本书刚到上海”。同在中国的毛姆并没有兴冲冲地跑去见罗素，这很像后来鲁迅对萧伯纳的态度。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写道：“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这其实是一句很可爱的话，潜台词是我鲁迅也不差，内心也有一股傲气，如果你们没有邀请我，我不会像粉丝一样兴冲冲地去，如果你邀请我了（鲁迅是接到了邀请），“那就见一见罢”。
另外，我认为辜鸿铭也是理所当然知道，一九二零年罗素在北京。他对毛姆说的那句“但英国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于哲学而言不是很有天分”，是一竿子打了两个人。
一九二零年，美国实用主义集大成者杜威也在中国讲学，毛姆和辜鸿铭在交谈之中也谈及胡适的这位老师。
“你研究过美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吗？”毛姆问。
辜鸿铭用嘲讽的语气说道：“你是说实用主义？这是那些想要信不可信之物的人最后庇护所。我对美国石油比对美国哲学更有兴趣。”
一九二零年，毛姆向宋春舫谈起中国哲学时，宋春舫说自己没有研究过哲学家，“但自然，我们大学里有一位中国哲学教授，要是你感兴趣，我可以请他来拜访你”。
一九二零年宋春舫在北大授课，当时胡适也在北大授课。宋春舫与胡适私交很好。也就是说，宋春舫口中的“我们大学里有一位中国哲学教授”极有可能就是胡适。
不知道这是宋春舫的客套话还是真心话，又或者毛姆并不在意，两人都很自然地“过掉”了这句话。毛姆和胡适也就这样相互错过了。
一九二一年，日本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也拜访了辜鸿铭。在辜鸿铭那个衰败的庭院里，芥川龙之介说不定还能听到毛姆刚离开的脚步声。对于此次见面，辜鸿铭明显要客气许多，也许是中日文化相近的缘故。
芥川龙之介说，辜府“地铺草席”（这是对毛姆“地上没有地毯”观察的补充，可能天气变冷了），“不失萧散可爱”，辜鸿铭容颜略似“蝙蝠”。读到“蝙蝠”两字，我们一般不会觉得芥川龙之介是在挖苦，反而认为他观察准确。偏见，很多时候是在不同文化观念的泥土上悄然生长出来的，我们却浑然不觉。
在谈话过程中，辜鸿铭的女公子也和上次一样依旧跑了出来，“先生颇满足，微笑视之”，芥川龙之介“略感伤，唯凝望女公子而已”。（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稚嫩和苍老的对比，其实都深深地触动了毛姆和芥川龙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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