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诗歌

1——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和主体性

李少君认为，强调人民性和主体性的结合，才是中国诗歌的现代性方向。“新诗已过第一个百年，现在开始第二个百年，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建构其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是依附性地追随西方的现代主义，也不是退回到过去，而是兼容并蓄，在坚持自己的传统的同时开辟其现代性，确立中国新诗的自主的道路。”

2——新时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抒写

罗振亚：“让诗歌从飘渺云端回到坚实地面”。

新诗如何回到地面，在刘奎看来，既要在都市化大潮中继续朝着精神的纵深掘进，都市化所带来的复杂精神、变动情绪、丰富感觉等内容，有待诗人凭借其敏感的神经和纤细的触觉进一步体验、感知、赋形，对都市文明发展的前景，诗歌也不妨略作想象。另一方面，诗人应走出书斋或公寓，面向中国内陆，面向广大的乡镇和农村，观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心理变化和感觉结构的变化等。这个时代要求诗歌不仅要面向自身的审美形式进行创新，也要面向大地和民众，诗歌应重启“兴观群怨”的诗教功能。现代主义诗歌已足够精致了，在面向大众时，不妨重新变得粗犷一些、开放一些。

苗雨时：今天的诗歌越来越强化的正是“个体”和“碎片”，即使涉及现实和社会话题也更多是充满了伦理化的怨气和不满或者是浮泛的虚空赞颂，而能够具有总体性的对时代命题做出回应同时又兼具美学难度和精神难度的诗作却极其罕见了。与此相应的则是“日常经验”的泛滥，“个人”“生活”“经验”“情感”“欲望”“趣味”被平庸化地反复咀嚼，尤其是一些知识化、纯诗化和不及物写作的倾向更是加重了此类诗歌的失衡。这印证了写作经验和现实经验双重匮乏的时代已然来临，而这与正在发生巨变的几百年未曾有的“新时代”极不相称，“新时代”呼唤着“新诗歌”，“大时代”需要“大诗人”。

苗雨时：“时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结构，而“新时代”与“诗人”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彼此命名正揭示了诗歌发展的时代诉求和内在命题。每一个时代的最初发生都急需新的创造者、发现者、凝视者和反思者的出现，诗人正是具有综合的视野来整合时代命题和人类境遇的特殊人群。

苗雨时：一个诗人（必须）具备广阔的社会视野以及认知能力和思想能力的，需要感性和智性的平衡，需要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更新。尤其是新的时代语境的出现更是需要诗人具备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这最终需要诗人具备眼界、认知能力以及相应的写作能力和发现精神，同时这一切又是与诗性和美学质素相互支撑的。在新的时代命题面前很多诗人往往成为了空洞的说教者和大词癖的使用者。无疑，诗人可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以及考古学家，但是这一切以及社会承担必须是以诗性、语言和修辞的承担为首要前提的。

3——新时代诗歌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

4——新时代语境下的长诗现象与总体性写作

苗雨时：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的当代汉语诗歌正在逐渐走向多元和成熟，但是当诗人只会处理“日常私欲”“茶杯风暴”“精致的瓮”的时候，当诗人丧失了杜甫式“诗史”的视野的时候，一个个精神盲区和矮化、俗化、欲望化的诗歌碎片随之产生，随之总体性的精神视野和时代景观被有意或无意地搁置。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有效的“时代之诗”和“总体之诗”，缺乏的是“个人之声”和“社会之声”的混响和对唱，缺乏的是“我”和“我们”的灵魂式的对话和互相叩访。

苗雨时：我们衡量一首诗歌显然是要置放在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野中，也就是说一首代表性的文本既具有美学的有效性又具有社会学的重要性。

5——新时代诗歌的大众传播、对外交流与译介互动

社会在飞速发展，诗歌传播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胡弦说，诗与画、诗与乐、诗与电影的结合，诗歌走进地铁、美术馆等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些都有利于诗歌的广泛传播。特别是自媒体平台的涌现，让诗歌更便捷地抵达读者面前。这减弱了对好诗人、好作品遮蔽的几率，但也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过大的信息量给阅读带来困难，在浏览中耗掉很多时间，读到好诗要大浪淘沙；作者在适应这种新型平台的读者群时，创作上会不自觉地向浅阅读靠拢。

康震: 古典诗词有其独特魅力，在翻译为外文后难免会失去一部分意蕴。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外国的语言文字，在含义上也很难一一对应，所以，翻译很重要，但也不能仅仅依靠翻译。

传播中国诗词，要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底蕴，在保持中华文化特色的前提下，选取共同特点来帮助对方理解。比如，要将李白的诗歌讲给外国朋友听，首先要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态度、价值观，了解李白这样的诗人对于外国朋友意味着什么。就好像外国专家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介绍给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只是翻译精准，那还不够，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戏剧、小说与中国文化、中国读者、中国观众有什么样的文化关联性。只有这样，文化交流与传播才是有效的，才能真正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