澡花一朵朵，想法一堆堆。
今天，小澡哥读书，整理读书笔记如下：
秦晖和金雁认为，中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
农民与地主同处于宗法（或称家族）共同体之中。宗法族长既是领袖，又是家长，他对家族管理是对宗法共同体的维护，有对族众的盘剥，更有对宗族成员的爱护。当地主豪强对家族的控制没有影响到朝廷根本利益之时，历代统治者也用法律和道德舆论支持这种控制。因此，农民对于本族地主豪强的依附性也在日益加深。他们的是非观念往往来自乡居的退休的官僚地主，乡绅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本姓本族，扩展到整个他们所居住的地区。
长时期的人身依附，让他们失去了自我意识，丧失了判断能力，他们对宗族和土地的依赖是他们思想意识的主流。秦晖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讲到，在农民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沉睡状态下，即使取消‘强制’，造成的也不会是自由，而是宗法式的散漫。”“散漫”本身是人身依附反面的表现，因为人身依附的问题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秦晖又说，封建社会的人身与人格依附关系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封建主义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第二层次是自然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是宗法共同体的依附者。”农民意识与农民的群体性格，首先是建立在这一宗法社会特征之上的，在这一点上有产有业的地主阶级与农民没有多大区别。
过去，我们理解的革命总与造反流血联系起来；实际上，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是否革命的试金石我们这里说的农民的“革命性”，不是指他们所表现出的通过暴力形式改变财产所属权的激烈要求，虽然这种要求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然而，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改变其所处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他们改变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属权，也不过是姓张的不当地主改为姓李的当而已。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他们从来也没有提出过改变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要求，那些为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等等，都没有超出皇权社会和宗法制度的范畴。而且，这些思想观念最初也是儒家的创始人，如孔子、孟子等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的农民发明的。
农民的保守性主要体现在：留恋自然经济下田园诗式的宗法生活，留恋“道德经济”的和谐与安定，希望有一个庇护所保护他们逃离商品经济所必然带来的竞争、分化、风险、动荡和破产的威胁。因此他们又有因循守旧、安土重迁、轻商抑商的一面。
由于长期生活在宗法共同体之下，形成了对家长、族长的崇拜，从而发展到对官府、皇帝、鬼神以及一切权威，乃至一切有势力者的崇拜，甚至崇拜给他们带来明显危害的恶势力，为的是下次的祸害轻一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因为不奉承则作恶更甚。
专制统治者强调“以孝治天下”，除了它能够为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各个阶层的人们所认同之外，也因为“孝”的精义是“无违”（俗话说“孝就是顺”），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听话”，家族的所谓“孝子”是完全彻底地“承认长老的权力”（费孝通语）的。只有在家族之中做个百依百顺的“孝子”，到了社会上才能做一个合格的逆来顺受的良民。在统治阶级不断地思想灌输下，民众把皇权专制国家的专政机器视为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家庭，把压迫剥削他们的官僚、皇帝看作保护他们的父母。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宗法农民的群体性格只能是日益萎缩保守，他们缺少进取精神，特别是在政治上，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进取精神的，很少主动地去要求。平时，他们也认为不应该抗上，视造反为大逆不道。
从整体上来说，农民对皇权专制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是认同的。因为儒家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世代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农民对于儒家思想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所以不必专制统治者灌输，农民对于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都是能理解和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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