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成为历史之后，没有参与过历史的人永远都无法真切地去感受那段历史，历史教科书上蜻蜓点水的介绍也只是勾勒出了历史的轮廓，有血有肉的真真切切的过去后代们再也无法感知，更不能感同身受那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如此，或许不利于以史为鉴。
我是踩着60年代的尾巴尖儿出生的人，也是踩着文化大革命的尾巴尖儿上学的人，所以我也算是见证了“文革”浩劫的老人了，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我也是有的。
那场政治运动威力巨大，使家乡这个偏远的小山村也不例外地卷入浩荡的洪流中去。时常听父母讲起串联上北京的红卫兵路过时饥饿难耐，吃油桐树上的果实中毒的事件，也时常听他们讲述村里保管的女儿亲手将定为富农成分的父亲双手后绑，罚跪瓦渣，还亲手给父亲脖子挂上了粪桶之事，除此以外，自己亲眼所见的或亲身经历的也不少。
1976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村小全部学生去公社的七年制学校参加批判大会，其实当时到底批判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批判更是不懂，我们是快乐的孩童，不会去想也想不了这个问题的。哥哥那时上六年级，是大会发言的学生代表，他站在台上念稿子，念得慷慨激昂，念完了后还高举右手带头喊了口号。他所有的发言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唯一感兴趣的是“妖风”一词，当时不知道"yao"是哪个字，在我们当地的方言中"yao"有一个意思是“驱赶”，如把狗“yao”走，于是我就兴冲冲的回家告诉妈妈说哥哥他要“yao”风，我还拿了芭蕉扇做了驱赶风的动作，妈妈听了也觉得很好笑，说：“风还能yao啊”。后来的很多天里，哥哥要“yao”风，成了我妈妈、姐姐、我三人嘲笑哥哥的一个最好笑的笑话。
那时还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这个比“yao”风好懂些，因为亲眼见到公社干部来村里割过尾巴，并没有拿什么刀之类的东西，他们用手扯掉了我二姨家院子里的正开始长小瓜的南瓜苗和黄瓜苗，二姨哭得呼天抢地，我妈妈劝了半天并承诺等我家的瓜长大了给她送一些去，她才回转过来。我家的南瓜、黄瓜没有种在院子里，是在种玉米和土豆那片地的外围，大概是没有二姨家种在院子里那么显眼，因此逃过一劫，也因此让我们整个夏天有南瓜丝和黄瓜片做菜吃。
村里那时每十天要开一次会，我父亲是个周围人尽皆知的自由散漫之人，最讨厌开会，每次开会都是母亲代劳，母亲就把我也带上，除了我妈妈，其他人家也是有妇女去开会的，妈妈和这些女人们自顾自的说家长里短，插科打诨说些笑话儿，并不听队长讲些什么。我们几个被带去的孩子跳过去窜过来打着玩儿。每次开会最后一项是一个固定内容：那个新晋升为富农成分的陈叔叔要向大家汇报思想改造的情况，要交代从上一次开会到这一次开会之间的时间里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然后大家要揭发他所做过的坏事。这个时段会场的气氛马上就改变了，说闲话插科打诨的立刻噤声了，我们孩子也不再打打闹闹的了，妈妈们会招呼我们乖乖地坐在他们身边并且不准我们出声。陈叔叔就从他的座位起立，去众人前面的空地上站着，他低垂着脑袋，闷声不响。但是这不能持久，他必须要说话的，队长会严厉的催他。陈叔叔每次都嘟嘟哝哝说他没有做坏事。队长并不跟踪追击，只要他一说没有做坏事，立刻进入揭发阶段。这个阶段村民们更是噤若寒蝉，会场里静得能听见远处那条不大不小的河流水的声音、外面风吹拂树梢的沙沙声。
没有人站出来揭发陈叔叔，也可能是大家确实没有人见过他做什么坏事吧。每到这个时候，和他住同一个院子的村里放牛的老晏就站出来了。这个老晏和这个陈叔叔年纪差不多，但是村里的孩子都不称呼他为“叔叔”“伯伯”的，他家很穷，也听大人说他很懒，平日里一家人一身一脸都是脏兮兮的，好像是从来都不洗脸似的。队里把最简单的放牛的活儿交给了他，他一家人住的那一间小房子原本是陈叔叔家的，因为陈叔叔被定为新富农，队里就把这间房子没收并分给老晏一家人住。队里的人都不喜欢老晏一家，我们也从不和她家的两个儿子一起玩耍。老晏站出来之后，总会揭发一些陈叔叔做的坏事，有一次说大家都快没有粮食吃了，陈叔叔家里竟然还有一缸大米；还有一次说陈叔叔家养的狗太凶了，这是公然和村里的人为敌，要报复监督改造他的人民群众，要求把他家的狗处死。陈叔叔家的狗到底被处死了，是老晏亲自动的手，并且将狗挂在树上剥了皮吃了狗肉。再有一次老晏揭发说陈叔叔砍了自留地边上的一棵树，还只砍了树尖，这不是搞破坏吗？老晏的揭发的语气总是很严厉的，声音冷冷的。也可能是如此，我那时很害怕在没有大人的地方遇见他。觉得他身上有一股阴冷之气。
老晏揭发完毕后大家依然噤声，队长再做一次总结性的发言：说老陈要继续做好思想改造，不能再做坏事之类的话然后散会。回家后，我母亲就跟父亲讲述开会的事情，有一次我父亲说：“他老晏要敢这样对我，我就把他打到爬都爬不得。”父亲还说这个陈叔叔就是太老好了，被欺负得不成样子了。母亲说：“你说得轻巧，你要是他你一样不敢咋样，成分太高了，有啥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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