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出生于旧社会,因家庭的原因,未满周岁就被过继到自己的姨娘家。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时代里,她是村子里的异类,被派去割草拾柴的间隙偷偷跑去私塾旁听了两年,产生了对大上海的无限向往。那时村子里有个见过洋世面的“大先生”,闲时就在村头的歪脖子树下,宣讲他的繁华故事,每每说起大上海,祖母的眼睛都会发光,而且从未缺席,听说大上海的漂亮女人不裹脚,爱穿高跟鞋,祖母回家就扯掉了自己的裹脚布,换来的是家人的百般挑剔和指责,还有村里人异样的眼光。在即将动身大上海前夕,祖母意外的嫁给了祖父,尽管她千万般不甘不愿,可终究还是逃不掉命运的操盘。
记忆中祖母的生活作息甚是有格调,除了按时的晨起夜卧,一日三餐也是精心操办,她多以本地的土产作为自己的吃食;在她的食物里鲜少有肉,很小的时候,我不懂,大一些的时候,我知道那被称作素食主义。随着季节的轮回,祖母的餐桌上也上演着一场场蔬菜青果的悲欢离合,虽然都是村子里常见的槐花、杨絮、苦菜等等,但是菜名起的特别诗意,什么“槐花飘香”、“杨絮乱舞”又或者是“苦尽甘来”,让人一听就吃性大发。
除了对吃食讲究外,印象中每个礼拜都有那么一天是祖母“做脸”的时候,每到这一天,我都会搬个小凳子坐在祖母旁边,安静的观望着这个有些“暴力”的美容仪式。“做脸”需要的工具有经线、石灰粉和镜子,祖母每次都是先用清水清洗双手和脸,然后挽起袖口,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起经线的一端,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张开九十度撑起经线的另一端,线尾则巧妙的绕过左手剩余的三个手指,最终在右手的小指处收紧。此时祖母就会小心翼翼地把经线放在石灰粉里来回的摩擦,直到线身沾满了粉末,紧接着左右手开始有节奏的伸缩,经线就在祖母灵巧的手指下开始了“做脸”。
祖母一共有五个子女,父亲是祖母的第一个孩子,其次是二叔,三叔,最后两个是女儿。记得没入学以前的农忙时节,是我们姐弟三人不被看管的时候,那时的我们便成了“流浪儿”,一到饭点,到处寻觅可以填饱肚子的好去处,有时候碰巧在祖母家玩耍,我们三人故意磨蹭到饭点,赖着不走,可是每次都会被祖母的各种理由撵走,这是童年时期对祖母最深的印象。
祖母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抽烟,另外一个就是喝酒,喝酒后她习惯和祖父各种拌嘴和吵架,吵架时还附带各种谩骂指责,严重的时候会摔物件。
在我九岁那年祖父因为意外,右半边身体瘫痪了,治疗了一段时间便撒手人寰,祖母身边第一个亲近的男人离开了她,自此阴阳相隔,葬礼上祖母哭的死去活来,她的哭严格来说应该是哭唱,一边哭,一边唱词,词都是现场生成的,声调极其抑扬顿挫,像极了京剧中带哭的唱腔,她的哭还非常具有感染力,就连操办过一辈子白事的杨奶奶都红了眼眶。
再后来慢慢的长大,我努力成为了家族里第一个考进县城高中,第一个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孩子,毕业时当我把学业证书摆在祖母面前的时候,她说了句,这不会是假的吧。
记得一次回县城高中,母亲陪我在村口等车,突然我看到祖母从村子的方向朝我们走来,我下意识的扯了一下母亲的衣服,说,祖母来了,母亲回应到,哪呢,我朝祖母走来的方向指了指,母亲很意外的嘟囔着,她来干什么,我和母亲彼此看着对方,面面相觑,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只见祖母拎着一个麻布袋子走过来了,边走边打开袋子,说,这是我赶集买的二斤苹果,让静儿带着学校吃吧,母亲礼貌式的寒暄几句,突然祖母的眼睛转向我,嘱咐我好好读书之类的,我机械的点点头,祖母便拎着那个空麻布袋子回去了,望着她日渐苍老的背影,有那么一刻觉得她好陌生。
在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也是非典肆意横行的那一年,五月的某一天中午,我下课回到宿舍,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一路刮心的回了家,踏进家门的一刻,看到祖母坐在院子的泥土地上痛哭着,旁边的大娘看不过去,让我过去劝劝祖母,我迈着僵硬的双腿走到祖母面前,蹲下试图拉起她,可是我的胳膊顿时没了力气,象征性的拽了拽祖母的衣服,便倒在了地上,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然是晚上了,我透过微弱的灯光,分明看到祖母在灵堂旁边若无其事的啃着鸡腿。
三叔继承了祖母的某些反叛性格,混过黑社会,结婚,家暴,离婚,然后再婚,颇得祖母的欢心,三叔的改变源于再婚后女儿的到来,他改邪归正,开始过起日子了,祖母没有表现出异样的开心,除了三叔把大把的票子交在她手上的时候,她那会心的笑容真是让人难忘。然而她的这种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三叔在外出应酬的路上出了意外,被斯泰尔从腰部碾轧致死,自此那种笑容再也没有在祖母的脸上出现过。
三叔出事后不久,二叔为了霸占三叔的房产,打了祖母,扬言要断绝母子关系,并且拒绝支付一切赡养费用,顿时村子里的人开始躁动了,有的说祖母命太硬,克死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还被仅有的一个亲生儿子打,还有的说祖母没有好心眼,这都是老天爷对她的报应……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村子里都在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直到祖母来找我的那天。
那天一大早祖母突然出现在院子里,莫名其妙的问了很多关于法律的问题,我一一解答后,她突然很严肃的说,我打算让你二叔上法院,我顿时怔住了,一再的向她确认,她很坚定的点头,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就帮祖母打了这场官司,这件事像风一样散开去,大家都说,祖母疯了,死后要下地狱的……类似的闲言碎语在村子里四处飘荡,久久挥散不去。
判决出来后,我去送赡养费,祖母从我手里接过信封,置于茶几上便不予理会,自顾踱到里屋,不一会儿手里拿着花镜和验钞笔出来了,我瞬间明白了祖母的意图,祖母边验边说,如有差错,我必亲自上门讨要。
在和祖母的几次交流中,我试图提起当年的上海之行,都被祖母以各种理由打断,我也便不再追问。离开家的很长时间里,我偶尔回去,会听人说起,已经古稀之年的祖母竟然跳起了广场舞,我不禁在想到底是怎样的一股力量催生着并支撑着祖母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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