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的战略方针，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已经明确：北定中原，复兴汉室的条件有二，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但是，在天下无变，而蜀国又丧失荆州的前提下，诸葛亮却发兵北伐，问题何在？
这个就要说到蜀国的组织结构，在蜀汉政权中，一共有三股政治势力。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等，统称“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统称为“东州集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统称为“荆州集团”。三股势力入蜀的时间先来后到。很明显，荆州集团处于最上层，益州集团处于最底层，东州集团居其中。这样的层级结构，也就决定了益州集团绝对不会喜欢蜀汉政权。益州集团也因此，在舆论上一直在唱衰蜀汉政权。扬言只有曹魏才能一统天下，而这也是刘备和诸葛亮需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诸葛亮在作为领导核心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诸葛亮很注意在益州集团中提拔人才，而在益州集团中，也出现了反汉却不反亮的人。诸葛亮依靠自己的个人魅力，却无法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何？原因在于，组织的路线在刘备的时期，就几乎被铁定了下来。益州集团的人员有受到信任的，但是信任都是大打折扣的。总的来说，蜀汉一州之地，蛋糕就这么大，分的人多了，吃的就少了。曹魏若入蜀，只是夺取天下，而不是像蜀汉一样占山为王。何况曹丕实行了“九品中正制”，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提拔推荐本籍士人。益州集团几乎必然希望曹魏入蜀。历史事实也是，司马昭灭蜀后，原来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了中原，实施“蜀人治蜀”。
诸葛亮解决这个问题，努力的方针有三个：任人唯贤、依法治国、北伐曹魏。诸葛亮的方法很得当，但是在第一点上，对于“贤”的标准上则较为特殊。曹操的做法是“唯才是举”、诸葛亮的做法则是“志虑忠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诸葛亮坚持“政治标准第一”，将忠于蜀汉政权放在了首位。客观上，也就妨碍了许多益州集团的人的仕途。
那么北伐曹魏也不能，打战虽然能够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等，但是，需要承担经济负担。刘备集团带来的只是人，钱只能管益州人要，主要依靠益州的世家大族何土著强豪。益州集团自然不愿意，因此，其不但反汉，同时也反战。
剩下的便是依法治国，这也是诸葛亮为何拥有崇高威望的原因。无论你属于荆州集团，还是东州集团，或是益州集团，赏罚分明。但是也有问题，虽然民众不会抱怨不公平，但仍然会抱怨过于严峻。此其一。其二诸葛亮执法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例如在法正的问题上，诸葛亮把政治放在了首位。“以政治代法治”，诸葛亮是一位政治家，不可能不把政治问题放在首位，这就使得在尺度上很难统一。又比如在益州集团上，执法追求“从重从快”，这也就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其三，即使诸葛亮完全公平，蜀汉政权的很多法律其实都是针对“蜀土人士”，他们又怎么会喜欢？何况执法人又不止诸葛亮一个。
因此，蜀汉虽然在三国时期，治理最好，却是灭亡最早。实质上是灭于当地的土著豪族。原因在于，刘备集团入蜀后，将益州集团底层化和边缘化。这与吴国形成了对比，孙权有计划地将自己的政权“江东化”，因此，吴国虽然后期治理不佳，但是江东集团依旧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捍卫吴国。
诸葛亮在这中间是有责任的。
其一，当时的天下大势，在于家族士族地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统治阶级。它们把握着当地的人，把握着土地，也就把握着经济。无论哪个统治集团，都需要争取到士族地主的支持。曹丕这么做了，吴国这么做了，仅仅只有坚持汉初制度的蜀汉没有，这也就注定了蜀汉对于士族集团没有吸引力。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就很好地顺应了这个趋势，让各地名流把握着官位的任命。
其二，诸葛亮过度高估了“兴复汉室”的政治影响力。在当时，曹魏的制度显然对于士族地主来说，更有吸引力，“兴复汉室”早已过时。
但是，诸葛亮的路线并不是就是不对的，曹丕顺应了天下大势，走了士族路线，去迎合士族利益。诸葛亮则是走了法家寒族路线，其实从政治体制来说，诸葛亮的体制对于普通人的升迁会更有帮助。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诸葛亮的路线终究敌不过曹丕的路线。
诸葛亮并没有绝对地错，虽然他没有顺应历史大势。但是其终究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只是这样的话，使得其在执法上，“宽也不是，严也不是”。这并不妨碍诸葛亮在人民心中的伟大：其心系天下的国土精神，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和公正廉明的法治精神。使得蜀汉确实是三国时期，治安最好，官员最廉洁的政权。但是，人民始终还是要吃饭的。连年北伐，蜀汉在统计数据中显示，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已经负担不起。
最后说一句。诸葛亮失败是不是在于没有实施“土地改革”？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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