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于欢案”比较早，看完后把这篇文章转给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她曾想把她的债权（别人欠他的钱通过很多方法一直要不回来）委托给专业的讨债公司。我劝她不要这样做，一定要在法律的范围内去主张你的权利，为了更能说服她，我把此事当做一个案例发给了她。我当时还想有可能这个事情被和谐掉了，没想到几天后掀起轩然大波，而且愈演愈烈。
于欢“刺死辱母者”一事在网络上已经刷爆，各种各样的看法都有，我很尊重的人大的张鸣老师，易中天先生都在自己的微信号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易中天先生，旗帜鲜明地表示“不仅是无罪，更是见义勇为”。一些法律专家，在是否正当防卫，是否量刑过重上也各抒己见，总之仁者见智者，智者见智。
我虽不是法律专业人士，我也知道常识。这个事情最起码涉嫌《限制人身自由罪》和《侮辱妇儿童罪》。《论语》中，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作为儿子的他便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那里正直的人和你所说的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我们那里的正直就体现在这里了”。这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仅在中国古代，就是在现今的法制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同样适用。你可以拒绝为你的直系亲属亲人作证，这是很尊重人性和人文伦理的做法，这样的避讳制度，我国的刑法，现在也有类似的规定，直系亲属（配偶子女夫妻），可以不作证。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也从最初的“阶级斗争”，“特殊材料制成的”，“六亲不认大义灭亲”等违反人伦道德的道路上逐步走向合情合理的依法治国道路上来，虽然还很漫长。
我对这个事件的第一看法是，创业不易。特别是在转型期内各方面的法制，金融，税收市场环境，都不是特别完善的时候，更应该慎而又慎。我作为一个创业者，深知在中国做民营企业的困难，融资无门，税负较高，经营困难，风险极大。经济学家叶檀对这个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于欢的母亲苏银霞“融资了两千多万，没有核心技术，更没有垄断资源，真正的是骑虎难下”。一个能够为当地解决200个就业岗位的中型实体企业，在月息10%的复合利率下就这样被压垮。月息10%的复合利率到底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年息313%，折射出在创业维艰的环境下企业家不仅承受着挑企业大梁的压力，为了保住企业连做人的尊严也被不断剥夺。不管二审怎么判，这一刀解除不了企业之困，我就成功劝退了身边的不少想创业的人。
从表象来看，这个事件的原因是我们法治不完善，警察渎职，金融制度不健全，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其本质是我们的立法思想意识形态的缺乏。对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甚至涉及到体制、执政理念、民主宪政等这个问题，我不想深入说太多。
第二，我想表达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不是法律法学专家，如何生存与生活。我年轻的时候，也碰到过一些诉讼案例，我去请教律师的时候，律师给我说的多一句话就是：很多事情，老百姓的想法合情合理，但不合法，合法与合情合理是两个概念，我一度信奉，并按此做事不敢逾矩半分。有一次张维迎先生的一句话，对我来说醍醐灌顶，改变了我这个认知，那就是，合法的前提，必须是合情合理，否则，建立在不合情不合理的法律上，那就是“恶法”。
第三，在转型期的道路上，在这个漩涡中，每个人不由自主的被洪流裹胁去做事。公安部三令五申，警察不能介入债务纠纷，高于银行利息的债权要账的，十一个人也是别人的工具，法院都执行不过来的账，他们按常规方式，更要不过来，所以要账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身边就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造成重伤，所幸没有闹出人命，最后大家给钱了之），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虽然放高利贷者，以涉黑刑拘，但是，我推测，他敢做这一行，还能持续做下去，就不是一般的关系网和背景。
第四，本来我对处于风口浪尖的法院工作人员抱以同情，他们聚集各种矛盾与利益于一身，又身不由己，可我看到此文一出，审判长的微博，看法全部变了，这个审判长自己发的微博，竟然说“如果我是当事人，我会拍出手机，来录像相信政府会给予处理”。我不知道，他是故作糊涂，还是真的智商有问题，在那种情景下，这只会招来更多的侮辱和打骂，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仅手机会被打掉删除，甚至旁边的监控，都会及时“坏”掉，我们不是看了很多，雷洋案啊等等，摄像头坏掉的事情吗？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杀父辱母之仇不共戴天。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宣传，“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当母亲“，“党啊亲爱的妈妈……”我们经常把党和祖国比喻成母亲，试想一下，没有个人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国，保护不了母亲就保护不了国家。这样的事情不是偶发的，偶发是余欢的这一刀。
在中国的城市里，几乎每天都在重演着这样的事情，只是没有这“引刀成一快”的于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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