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河流云
读完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中关于戚继光的第六章，戚继光不再只是一个存在于影视剧中的完美英雄，而是一个真的明朝人，——身处彼时彼世，自然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文化的浸染，既可以爱兵如子、勇武善战，也难免好色媚上，迷信宗教，也曾经鲜衣怒马、挥斥方遒，可最终还是贫病交迫，孤寂而逝。
有明一朝，文官政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重文轻武的风气上自朝堂，下至乡野，无处不在。正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这种清醒的认知，戚继光才不得不压制作为一个天才将领的敏锐性、行动力，以一种妥协的方式，在文官集团能够接受的范围内，颇具技术性的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甚至当组织制度上无计可施时，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比如结交谭纶、张居正等重臣，以争取军事上的话语权。
这或许会在个人道德品质上留下污点，但却是在文官集团进入成熟阶段的大明中印叶唯一可行的方式。故而相较于同时代的另一位名将俞大猷的屡遭申斥、难酬壮志而言，戚继光的这种抑己自污、投其取巧的手段正是他能扬威宇内、建功立业的保障。而令人更加尊敬于他的原因恰在于此——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自己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家卫国的手段。
孤独的天才将领与圆滑的成熟政客集于一身，使得戚继光既能在疆场上整军备战，屡建奇功，又能在官场上游刃有余，为战备战事争得一定的主动权。
真大丈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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