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我渴望这个世界多一点这样的你

范雨素：我渴望这个世界多一点这样的你

01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是最近走红的范雨素写下的开头。

很多人拿她和余秀华对比，她们都被贴上湖北农村女性的标签。她们同样都家境贫困、婚姻不幸，她们也有着共同的爱好，读书写字，记录生活。

她们写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与时代剧变中的挣扎，她们抗争命运、战胜人生困境。

虽然身有残疾，但余秀华从不以此示弱，她虽其貌不扬，但却拥有一颗能战胜无数人的坚强灵魂；范雨素的人生虽然坎坷，但她仍然坚持着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乐趣。

她们不是别人，就是她们自己。

我不知道范雨素从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她说，童年唯一让我感到自豪的事，就是八岁时看懂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

她比我幸福多了，我明明比她年轻了二十多岁，但是在我小时候哪里来的书读。一本姐姐上学省钱给我买下的小学生作文，被我翻来覆去看了两三年。

所以，当我能够买下很多书，能够在图书馆里借到自己喜欢的书，我就更加理解了范雨素的手不离书的执念。

但是我们还是不一样的，我一直生活在纯真的象牙塔里，被稚嫩的同龄人包围着，外面的世界和我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小时候的我，对生活没有什么真切的感觉，我不知道书对自己确切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无非就是被推推搡搡地升学，考试，走上了中国年轻人都必经的这条道路。

而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带着读书人的膨胀，十二岁就独自一个人南下。她说，少年的我，据此得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幸福和满足，那么就是小说看得太少了。

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我不容易满足，我读书得晚。尽管我五岁就开始学汉字读英文，但是我凭借自己开始独立买书看书的年纪是在十四岁。

我对读书的感受是不咸不淡的，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到什么，就只是欣赏那每一个在我脑海里跳动的文字，痴迷于那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现在，我能准确地判断一本书的优劣，并且对同一位作家的书怀有执念。看了第一本，非想着一定要借到第二本第三本。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的幸福感开始蓬勃而出。这份幸福感尽管来得这么迟，但却是那么真实。我想，就这件事情来说，我一定不比范雨素要差。

02

在我十六岁读高二的时候，家乡的一个女孩突然特别红。她就是参加《中国梦想秀》的断臂天使杨佩。学校没有放过这个机会，邀请她来到我们的高中做了一次励志演讲。她穿着短袖白鞋，袖管里空空如也。

在她九岁的时候，不小心触到了一根高压电线，双臂截肢。她就因此失了学，但是她特别爱学习，就跟着电视机字幕学认字，自学修完了全部的初中课程。

她上节目，用灵活的双脚现场缝十字绣，感动了无数观众。周立波老师甚至承诺要在上海给她赞助一家十字绣店铺。从此，大家都称她为“断臂天使”。

就是这个带有真实经验的故事，给我带来了强烈的精神震荡。

因为离尘埃最近，离土地最近，或者说，我自己就是在尘埃上长大，在土地上长大。所以那种对美好的向往，在我的心上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范雨素的大女儿也没有上学，也是跟着电视机看字幕学习，范雨素去潘家园买回上千斤的书供女儿阅读。书是论斤买的，平时的时候范雨素一直书不离手。就这样，大女儿十四岁开始就为自己的生活奋斗着，在二十岁已经在年薪九万的文化公司工作。

03

纪录片《我的诗篇》讲述了一位位在劳动最底线的工人写诗的故事。

工厂女工邬霞写下一行这样的诗：

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培植爱的花朵。

她是个还很年轻的女人，三十多岁，在工厂里给吊带裙做针脚。她是那么喜欢吊带裙，在她的衣柜里横躺着很多吊带裙，有十块二十块买来的。款式不新，质地很差，但是却有着一种耀眼的迷人。

她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吊带裙，如果有风吹得话，它就飘起来了，很好看。

每做完一件吊带裙，我就想象它被穿在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身上，女孩子比先前更漂亮，它也比在我手里的时候更漂亮了。

旷工陈年喜在南阳的矿山上连续工作了四个多月，在闲余的时候，他写下了很多首诗歌：

以卵击石的战斗，如果你对它妥协。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真情和真理皆在民间。

一条隧道打通生死，我是一道你们栖居的秦岭。

有人说，写诗没有出路，比起那搞科技的，搞发明的，相比较写诗的价值就差得很多。写来写去，那附着在纸上的东西还是得变成厕所的备用纸。

可是，这些生活最艰难的工人却说，我不信仰其他的东西，我只是把诗歌当成了我的信仰。

04

每个平淡生活似乎都有一个英雄梦想。读书，写诗，我在乌烟瘴气的人间像是看到了一股源源而来的清流。

我总是看到很多人说，为什么你这么努力，还是活在底层。努力无效，阶层固化，底层人难以逆袭成功。一组组词语向我们砸过来，仿佛下一秒整个底层就要被永远替代掉。

贫穷最大的原因，是贫穷；正如富裕最大的最大原因，是富裕。

有很多人来自底层，没有人比他们自己更了解底层，不用去体验生活，不用去虚妄地揣测，不用假装悲天悯人，触手可及的，就都已经是生活的疼痛。

沈从文在《边城》的题记里说，“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爱。”他一生都在关注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怎么活下去，怎样活下去，成了他文学的诉求。

范雨素是这样，余秀华是这样，那些写诗的旷工是这样，那个喜欢吊带裙的工厂女工更是这样。

王尔德说，“我们都生活在沟渠里，但仍有人在仰望星空。”

我渴望这个时代多一些这样的范雨素。那么我们就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更多一分的把握，我们就不至于早早地就被时代的潮汐给埋没。

生活很不容易，有多不容易需要我们自己切身去体会。在这个世界上，我渴望更多这样可爱的人们。即使掉进深渊，还是会手捧书本，还是会坚持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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