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应试教育下的人才 吗？（转）》的最后一个命题的解释：素质教育不利于中国的社会稳定。这一句倒是实话，是结合我们现在的事实情况下的结论，并不是说素质教育本身的特性、与生俱来的就是不稳定。
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我们中国的现行教育制度就是应试制度，正在缓慢的有素质教育的转型趋向，但也仅仅是趋向。在现在这个已经是错综复杂的制度上动手，就必须要承受它所带来的反弹，这种反弹的力量就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就会不利于中国的社会稳定。大家对利益链并不感到陌生，打破利益链的后果就是有人失去了利益，甚至于连饭碗也被端掉，而这样的后果就是损失利益的人几乎都会群起而攻之，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这是很危险的，哪怕他们看似日薄西山，然而死而不僵。面对一个敌人、面对损失利益的命途，他们甚至会不计前嫌的空前团结到一起——这足以引发一场社会的地震。而我们的党和国家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稳定两个字。
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同时，必须时刻维护稳定这个大局。对改革的领导者来说，改革既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稳定，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的正确与否，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稳定压倒一切是指在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对外开放，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稳定问题始终在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占据着决定性的权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通过不断培育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始终基本维护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稳定的的局面，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随着改革的不断引向深入，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发生演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及时地进行自我创新和政策调整，与时俱进地转换维护稳定的模式。
这样的转向素质教育下去会如何？我相信谁的心中也没有底，也没有人敢打包票不会出现大乱。所谓改不能不改，教育必须与时俱进；改又不能轻视，否则必然天下大乱，教育的混乱后果谁也无法预估。“狼跋其胡，载疐其尾”，这件事表面来看是个死局。
但是这只是表面的死局。借口“死局”便可以高枕无忧的让这个制度接着运行，也可以藉此拒绝推进素质教育的改革。稳定不是一定的，但是改革却是必须的，无论是要从人性出发，还是要从国际竞争出发，都需要我们的教育改革优化。
中国为了稳定付出的代价目前来看尚不多，但是也要引发我们自己的关注和思考。
中国八十年代曾经经历过严打，为的就是稳定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1983年起，在3年内组织3个战役。从198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84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第一战役。此后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每年都组织“严打”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可是现在学术界回头看，大多数持有反思、反对的意见，83年“严打”行动，冤枉了很多人，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死了，一些人被错判了。当时刑法里的流氓罪最高是可判死刑的，有的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就是按流氓罪从重被判了死刑。还有的只抢了一点点东西甚至只是一顶军帽就被枪毙了，我印象很深的是陆树铭《我遇关公》第十二页中，他知道的一个人，因为用开水烫伤（不是烫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奸夫，一审判了十五年，严打改为死刑。这很可怕，但让我感到可怕的是严打的程序问题。
当时在严打行动期间，公、检、法三家是联合办案的，每抓到一个罪犯（犯罪嫌疑人）不是公安审，然后检察查，最后法院判，而是三家各派一到两人，共同审问，一次定刑。审完以后，各单位出各单位的案卷，共同研究一个罪名，定出判多少年。所以当时的审判效率非常之高，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法制历史上的高效之巅。正是因为快审快判使得这次“严打”也给公检法系统留下了专政的烙印，许多地方迷恋运动式执法，热衷搞公审公判，一些人由此轻视公民权利，甚至肆意践踏、侵犯。还有地方的公安机关喜欢搞公审大会，继续犯下这种侵犯国民隐私权的错误。
这是典型的求稳定，结果坑死自己的结果。这样的稳定你喜欢吗？你赞同吗？从长计议利弊如何呢？
所以稳定不是必须的，甚至是要牺牲的，天下没有多少好事是“多快好省”的，不要总想着稳定和改革时时刻刻都是统一、一致的。
另外，不稳定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思想的问题。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1984》
而我以为，这才是迟迟不动手的根本顾虑，思想方面的任何让步的行为，都会导致不想看到的犹如日本的“下克上”的情况，让步思想关，无异于放弃领导权走向死亡。
所以稳定的原因只是这种内动力的表现，想要治根，恐怕不能多言。
（本文旨在说明最后一个命题，即素质教育不利于中国的社会稳定是成立的，详细讨论不在这里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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