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于精熟”与“观其大略”孰高明

政治哲学领域有一个说法叫做“眉毛胡子一把抓”，这属于不懂得找到主要问题，从核心要素入手以解决问题，是一种不明智的表现。

语文读书方法上，古人提出了“务于精熟”和“观其大略”的两种方法。当代作家马南邨在论述陶渊明的“不求甚解”的含义时，他提出要虚心学习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正确态度，并指出“观其大略”比“务于精熟”要高明，其实，也不尽然。

我们暂且回到“务于精熟”和“观其大略”这两种方法提出的语境。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这是古人所采用的两种不同读书方法，二者看似针锋相对，但细细体会一下，会发现它们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清晰的。“务于精熟”和“观其大略”两者指向的是否同一个领域，如果是相同的领域，如语境中提到的一道游学，大概是读古代典籍，那要就两种读书方法分出高下，是否还需要关注读书人的身份和目的去讨论？我想做学问的学者和普通的读者，应该各有适合他们的方法。

又问，如果两种读书方法指向的领域不同，一个是阅读介绍国防与农业、医药与兵法、经济与法律等专业知识的书籍，如果自身没有一定的兴趣，大部分人也许会选择“观其大略”，这是无可挑剔的。一个是阅读对历史、文学、哲学等进行阐证的书籍，如果有了一定的入门基础，大部分人是愿意选择“务于精读”的。

这时，读书人不禁会问，那是否有将这两种读书方法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呢？

说回开头提到的，政治哲学上告诉我们要善于抓住主要问题，从根源入手，最后解决现实问题。这让我想起了我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做研究的事例。

陈寅恪先生熟读各种书籍，精通十几种语言，他在做历史研究时，并不局限于历史资料的收集与研读，他可能要涉猎地理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为了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子之身嫁给唐明皇”这一问题，他参阅了大量的书籍，“观其大略”之外，由于陈寅恪先生对唐朝历史的熟稔以及他对考证业务的精进，最后考证得出：杨玉环不可能以处子之身嫁给唐玄宗，由此进一步考证唐朝李氏一族实是胡化的汉人。由此，也解开了唐朝制度形成，以及中国历史由唐到宋转入真正的封建君王集权制时期的谜团。

对陈寅恪先生的读书选择来说，如果没有宏观上的“观其大略”，加上微观上的“务于精熟”，便没有那些关于唐朝，乃至中国历史的著名论断，也没有在抗日救亡那样民族危急的时刻，退守中国西南的文人志士“以史救国”的坚定信念。

试问，当读书读到可以救国，我们还需要计较“务于精熟”与“观其大略”孰高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