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兴衰论
这个题目下我们要阐述的是以沈、叶二家族为主体的这个文学群落的成长发展衰落的过程与原因。我们所谓的“兴”，既不是那些家族史上叙述惯了的驷马高车、冠带轻裘，前有衙役鸣锣喝道，后有豪仆一呼百应，家族中出了几个位极人臣的家族兴旺发达时代；也不是家有明珠万斛，阡陌绵延数十里，楼台遥遥相望的繁盛。虽然沈、叶两家的族谱上，都是把自己的先人归结到某某二千石身上，其实那些老黄历正如司马迁所说的：“荐绅先生难言之。”纵观他们族谱中那些实实在在的有名有姓的先人，都不过是些种地的百姓，一言蔽之，他们从粤自鸿蒙就只不过是江南的土著，随着子孙繁衍渐成大姓。因此，严格来讲，沈、叶二家并无所谓“兴”，一朝跃登龙门的状元郎与拼杀疆场博得封妻荫子的将军都与他们无缘——虽然他们的子弟都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我们所谈的“兴”，不过是他们的世系传至明末，由于社会发展及本身的机缘，使他们在几代人中撒下的文学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沈氏一族以曲剧崛起，叶氏诸秀以诗词称世的局面，涌现出了十来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卓有建树的文学家，使他们的名字与家族的荣光万古长存。
象明清之际江南吴家与叶家这样世代联姻，又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延续几代都有人在文坛上处于能拔头筹的地位的世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六朝时的王、谢两家。但王谢二家却是因其政治地位、数代职掌了中央政府的权利，身处外族入侵、久经战乱的历史背景，依靠“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历史环境，才得以使家族的文化传统延续了下来，使王谢的家族文化现象，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代表。但因其受政治制约太甚，以至他们的人生受政治的强烈影响，伟大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未得善终，谢朓进退失据屈死狱中，王褒羁留北国甘为敌国臣子，都是他们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斗争的结果。若说王谢子弟是文学家，毋宁说他们都是政治家。他们把政治目的放在文学之前，他们对文学的态度，虽然也是为抒写性情，但把文学的功利性看得比较重，在许多场合里，文学，只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诗文优劣的评判，是看谁能写出贴切的劝进表、粉饰天下太平的雅歌与制、诰类应用文。而在政治中枢的权利一旦失去，庞大的王谢家族就立即走向没落，隋统一中国以后，王谢家族就迅速地泯没无闻了，也未能在文学上再有什么建树。
而明代的沈、叶家族，生活的地理位置虽也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但他们前辈数代身处太平盛世，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兼善天下，博得青史留名，虽然也是他们的理想，但因自身条件与所处环境所限，他们往往只能做做地方乡绅。沈珫是他们中间官做得最大的，但也不过是从三品的按察副使，而且时间很短暂。他们不过是些普通人，在朝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做靠山，在野不曾有前辈留下的封妻荫子的功名，只是孜孜不倦的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的读书、写作、过普通人那样的生活，在作品中说普通人心中想说的话，他们对文学的感受，是纯抒写心灵和个人感受的，往往更能感动人。虽然他们的文章中也有一些“颂圣”之类的文字，但那不过是“拟作”，是普通读书人对政治憧憬的狂热。他们知道，只有文学才能使他们万世流芳。因此，文学在他们心目中，才是真正的经国大业。而正因如此，沈、叶家族的代代有贤才，才更是难能可贵。
沈、叶家族文学“兴盛”的形成，首先是明中期以后江南繁荣的经济为他们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明代江南不象北方那样，时刻要戒备长城外那些迅风般随来即去的少数民族的侵袭；也不象黄淮、关中那样时受水、旱、蝗三种自然灾害之威胁，与农业高产有直接关系的水利设施也兴修得较为完全，使经济得以长期稳定发展，从农耕到蚕桑在当时的中国都是首屈一指，时称富庶甲天下。江南的米价长期处于稳定状态，从正德到万历，一直是每石米折银五钱，北方农民聊以度饥的荞麦，在这里竟不知为何物。明后期江南手工业的兴盛，社会分工的加细，不止是改变了一定的阶级关系，也造成了无数城镇的繁荣。明代苏州丝织业闻名全国，沈、叶家族所在的吴江县，其县治所在盛泽镇，由于“市出绵绫”，正处于水、旱路交通要道的汇集点，由明初五、六十户的水乡小村发展成由五万人口的大市镇；黄溪镇则织工密集，每天聚于长春、泰兴二桥，以备帐房或机户临时雇佣（乾隆《吴江县志》卷４《镇市村》），是被后代史学家论证不已的“资本主义萌芽”；小商埠“青阳场”发展到清末，竟成了《马关条约》中列强强迫中国开放的四商埠之一。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描写盛泽镇工商业繁荣说：“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布，具到此市上贩卖。”可见一斑。
在连续数世的繁荣发展中，沈、叶二家族的文学素质脱颖而出，他们都住在松陵镇里，实际是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地主阶级。他们许多人失去了土地，处于向市民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的出路第一当然是为官为宦，这就决定了他们对文化传统、对读书的重视。而他们的第二出路则是为商为贾，在这方面，他们既然能在市镇生活中占一席之地，就已经说明他们已经是在这方面的成功者了。在当时由于受到工商业繁荣和所得利润的刺激，许多比较有识见的地主阶级兼营工商业，明末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说，他的祖先本来是有自己的田地、自己酤酒为业的小地主兼小商人，不幸成化间遭逢水灾而家产荡尽，沦为赤贫。幸得白银一锭，“购机一张，织诸色纾帛，备极精工，每下一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赠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沈、叶两家族应该也是经历过与之相似的资本积累过程，传到我们所说的这几代上，已经是不愁衣食，实实在在的社会有闲阶级。掌握着如此的一笔财富，使得他们能够不用去考虑衣食之需，而是去做自己想做与能做的事。这个阶层所积累的财富，除有一部分是用于再生产与购买土地外，另有一些是囤积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余则投入了消费领域。由于这些人还是在转化过程中，他们与后来形成的商人阶级还是有很大区别。他们不同于后世的徽商与扬州的“盐呆子”，死心塌地世世做将本求利的事业；“学而优则仕”的概念还深深刻印在他们的脑海中，虽然他们的成功来自对土地与工商业的经营，而他们却又鄙视“阿堵物”，他们千方百计督促子弟读书上进，迅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自己则往往以文化的传承者自任、以风雅自命，往往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欣赏力，在家中养戏班与修造园林成了这个阶层的普遍爱好。这就大大促进了对文学艺术的需求，也促进了文学水准的普遍提高，沈、叶诸人，应该被视做那个时代中、那个转变中的阶级的佼佼者。（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把他们总称作“官僚地主阶级”，我感觉无法认同，虽然他们之中也有一些如徐阶、高拱、董其昌之流符合官僚地主标准的人，但其绝大多数还是处于从普通地主阶级向市民阶级、商人、大地主的转化过程中，是明后期江南社会财富急剧膨胀的受益者，他们及子弟所担任的中小官吏，对其家庭财富的创造往往无法构成决定性影响。他们是“仕宦人家”，而非“官宦人家”。）
对下一代出色的教育，是沈、叶二家文学传统数代兴盛、历久不衰的保证。文学这个东西既靠个人努力、后天教育也要靠天分，是很难遗传给下一代的。杜甫的子孙做了农民，穷困到无力使杜甫的灵柩归葬老家；李白的子孙则近乎是白痴。某家族某一时出了一位甚至数位文学天才的事在历史上并不多，让人们津津乐道的三苏父子，已属凤毛麟角，更何况数代都有文学名人出世呢？由此可见江南沈、叶二家所取得的成绩是多么不容易。舔犊情深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之一，每个人都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自己今生今世没有完成的梦想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成大器。杜甫甚至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要孩子“熟读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拳拳之心，令人感动，但宗武却未能学会使用这一利器，期望与现实是往往难一致的。相比较来看沈、叶二家对子女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这首先归功于他们身处一个和平、安定的时代，家境又比较富庶，使他们不必日日为柴米油盐担心，可以把全身心精力投入的他们喜欢做和认为值得做的事，而杜甫的宗武也应该是个聪明孩子，但却不幸生在乱世，杜诗中虽也有老杜课子读书的记载，但更多的时间里，杜甫却是让宗武陪着他去采药、去打枣，为了生存而奔波，这样的环境很容易让孩子放弃学业，尤其是像文学那样既要下苦功，又一时很难换碗饱饭的事情，因此，杜甫未把宗武培养成诗人是在所难免的了。
其次，教育者的水准、气质、修养与投入程度决定了受教育者的未来所能达到的水准。李白嗜酒如命且好交游，这虽被一些论者认为是对黑暗现实的“反抗”，但一个整日昏昏沉沉、四处应酬的父亲，能有多少时间与精力放在教育他的子女身上？以至有些论者把天才的后代李伯禽不再是天才，认为是酒精中毒毁灭了遗传优秀因子的结果，从事实推断，此说不无见地。而在沈、叶二家中，如叶绍袁自己是个爱好自由生活情趣丰富甚至不愿做官的人，他把身心精力都投入到对子女的教育上来，他们夫妇的思想也甚为开放，在教育子女上毫不僵化与因循成规。有一则故事说：和凝曾有词句“春思翻教阿母疑”沈宜修在为孩子解释这首词时却说：“余以为破瓜之年，亦何须疑，直是当信耳。”只有不屈从前人有自己见地的教育者，才能培养出能不同凡响的人才，这也就是三家村老学究勤勤恳恳一生却是终无所获的原因。——当然这也与受教育者本人的天分与努力成果是分不开的。
有一个能互相交流的文学氛围，是沈、叶两家众多文学才人出现的重要外界因素。沈、叶两家不仅世代为文，而且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能互相交流、相互促进，这使得他们在学习为文时能事半功倍，容易有所进益。叶绍袁和他的儿子们与沈家、袁家的男儿辈一起读书、作文、游山观景，促进了他们之间文学水准的提高。崇祯九年（1636）夏天，叶绍袁、沈自继、沈自然、周永年等犯暑游天目山，一起创作不少佳作，许多年以后，他们回忆起这次行千里路、做千首诗的经历，还是颇有感触。沈自晋主纂的《南词新谱》，则是沈家兄弟子侄近十人共同切磋的结果，其书中挂名者就有沈自誕、沈自东、沈自籍、沈自友、沈永煙、沈永乔。就连叶、沈二家的妇女们，也是相互切磋文学技艺，互相作文作诗相和，一起评骘为文高下。古人云，郑玄的婢女亦通诗书，而在沈、叶这样的文学家庭中也是如此。叶小鸾有婢女名随春，聪慧能诗，曾作《浣溪纱》词，甚为高妙，结果叶纨纨、小纨、小鸾、沈宜修都作了和词，叶绍袁甚至写了两首和词（见叶绍袁《治史》）。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修养能得不到提高吗？“教学相长”，绝非虚言。
同时明末江南文社盛行，不仅有复社、几社这样的大型文学团体呼朋引类，那些小的文学社团则是数不胜数，弄得现在人还全闹不明白，沈、叶二家子弟也参加了这些文学社团，在作诗为文上也应取得不少进益。
沈、叶家族文学之兴盛期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在沈、叶家族中的文学创造者中，女性作家大量涌现，而且从质量到数量上都超过男性作者，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对叶家，我们说得够多了，而在沈家，有诗文或文学作品集传世的还有沈璟的女儿沈静专（有《适适草》一卷、《颂古》一卷、《郁华楼草》一卷），沈自友的女儿沈淑女（有《绣香阁集》已佚，《林下词选》中收有她的作品二首），沈自炳的女儿、叶绍袁第三个儿子叶世傛的妻子沈宪英（有《惠思遗稿》一卷）与她的妹妹沈华蔓（有《端容遗稿》一卷）沈君庸的妻子张倩倩、李玉照（有《无垢吟》一卷）等。
关于中国的女作家，我们可以举出从春秋时代的许穆夫人、汉代的班昭等等等等，但说句实在话，在明代以前的诗词领域，能够流传下作者姓氏的，除了寥寥几位如李易安、管夫人等极少数大家闺秀与个别帝王的怨妃外，绝大多数是妓女。这与古代妇女地位低下有直接关系。在当时的男人看来，依附于男人的女性去舞文弄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欣赏女性的诗文总是出于男性的狭隘眼光，是猎奇性质的，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古人认为闺阁文字，不能流传于外，这使得许多才女的作品得不到保存，也谈不上流传后世了。反是那些能参与社会交际活动的歌姬舞女，能使自己的文字有更多的男人欣赏、得到男人认同的机会，不知那个男人出于好奇，忽然对这类文字有了兴趣，记录进笔记、诗话甚至某些诗词选本中，虽多只是一两首诗词，但总算能在男人的世界里为女人夺得一块地盘儿了，前人的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其实不过如此。
至于前代妇女能出自己的作品集，似乎是凤毛麟角。今人都说李清照的诗文集《漱玉集》原本早已佚亡，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云云。其实李清照生前根本就没有出版过（也没有能力出版）她的个人文集，她的作品在她生前就已大量遗佚。《宋史艺文志》说得很清楚：“后人集易安所作，为文七卷、词六卷，行于世。”而就连这个后人纂集的本子不久还让它佚亡掉了，今天看到的李清照的《漱玉集》是明末毛晋又从笔记、词选中搜集出来的，只有薄薄的一卷不满三十首，而且搜集时似乎只顾了猎奇卖钱，整理得很不用心，李清照的作品散见于各家杂记诗话总集中的还有很多。几百年过去了，今人谢无量下下工夫竟又集佚了几十首诗文！由此可见旧时男人对女性文学的态度。能书善画的管道升也不过是靠了与有名气的丈夫赵孟頫的关系，留下了几首有本事的诗，而靠书法真迹流传至今的一篇家书与图画上的一首题竹诗，则完全是偶然了。今天看看赵孟頫那一大厚摞《松雪斋文集》，想一想诗文毫不逊于他的管道升如今却只剩下个别零句残简，不能不为旧日妇女地位的低下叹口气。
这种状况在明代开始有了改变，富庶的江南成了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从王阳明开始，各种新的思潮不断涌现。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得到承认，许多文人突破了旧礼教的束缚，对社会、对宇宙开始有了新的思考。当时虽然还谈不上什么妇女解放，但彼时文人中一些思想先进分子对妇女的态度已经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只把妇女看成玩物，而是真切地去同情她们、理解她们，明代的士大夫则以让自己的女儿读书识字为时尚。本文开头所引沈君庸的词实际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而当时妇女本身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她们不甘心一生一世做男性的附庸、男人的傀儡，她们要宣泄自己的情感，记录由她们那特殊的角度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而经济的富裕又为她们从生活上提供了能安心读书作文的保障，这就是明代后期出现了大量女性文学作品的原因。沈、叶诸家那些灵秀的女性，不过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的弄潮儿，她们的成功之处，除了必要的文学修养外，开始自觉去观察、把握社会人生的脉络，往往是能以小见大，用自己的人生体验，抒发自己的感情，并能达到与社会精神、人类精神相契合的地步，以此赢得广大读者，赢得不朽之名。
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崇祯九年（1636）前后，叶绍袁编纂了《午梦堂全集》，在这部诗文集中，他把他妻女们的作品与他的文章编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文艺思想的一个突破，可以认为是女性能够真正拥有自己文集的发轫，就提高妇女地位而言，怎样评价这部书都不过分。
总之，在明后期，沈氏一族以曲剧崛起，叶氏诸秀以诗词称世，盛极一时。但正如《红楼梦》所云：“没有千里不散的筵席。”由盛至衰是历史不可抗拒的规律。就在叶绍袁家正为接连不断的家难而呼天吁地的时候，一场社会的灾难也已经降临了，北方连年不断的战乱、饥荒，终于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匆猝建立起来的江南小朝廷，视北方的糜烂为不见，依旧在歌舞升平中耗损时光。清兵大军南下，破江南如入无人之境，军队垮了，官吏或跑或降，只有那些熟读了圣贤之书，背透了“华夷之辨”，以民族精神的支柱自命的士绅们，在采取各种形式，动员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对异族入侵做着抵抗。在沈、叶两家族中最值得大大表彰的是沈自炳、沈自駉兄弟，他们作为沈家最早的复社成员（于崇祯二年入复社），先是去苏松安抚使祁彪佳处参加江防工作，任外参谋；祁彪佳被昏君免职，他们先与祁彪佳一起离职，继而又跑到扬州，做了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幕僚，在扬州城破的前数日，史可法出于对两位青年士子的爱护，强令他们返回家乡，清兵渡江后，他们又参加了复社战友吴易（昜）组织的太湖抗清义军，直至兵败双双自尽，为抵御异族侵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其余的人，沈自晋放弃学籍，避兵深山，隐居务农，沈自继出家为僧，其他人也在逃难中。而叶家呢，则是叶绍袁为反抗清廷的剃发令，带领还活在世上的三个儿子出家做了和尚，完全抛弃了家业。
江南连续数年的战乱，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不再有填词做赋的雅兴，就是写出来的作品也一时找不到出版的机会，老一代人才迅速凋零，而新一代人才又在困苦生活中挣扎，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当时物价不断上涨，叶绍袁在《启祯纪闻录》中说：“自去岁（指1645年）闰六月变起，城闭月余，米价虽不甚昂，而薪则等于桂矣。乃是岁四月中因麦薄收，米月踊贵，自一两八钱顿增至二两六钱。”“是岁斗米至千三四百文，较旧年变乱时价反倍。麦价每升六、七十文，蚕豆每升百文。民生日艰，良可叹也。然钱价每千易银二钱，贱已极矣。”在明中叶以后，江南那些出于交通道路汇交点并拥有特种手工业的小村落，依靠商业繁荣成了市镇，而清军南下后，由于战乱，与购买力萎缩，这些市镇的手工业生产停了摆，又因处于交通要道，这些市镇反成了驻军、打仗的必经之地，百姓生活较一般地区更为痛苦，而沈、叶两家都居住在这样的一个市镇里，屡经兵焚，因而在战乱中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更由于江南民众对清军入侵的反抗，清廷占据了江南后采取了惩罚性的高税收政策，就像陈鸿、陈邦贤在《清初莆变小乘》（见《清史资料》第一集109页）记录的江南民谣：“国赋三斗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大量的中、小地主破产，劳动人民卖儿卖女，逃往他乡，叶燮《竹枝词》有“一百青钱沽一婢”的记载（见乾隆《吴江县志》），大量人口流失，许多土地成了无主地，从《吴江县志》来看，吴江的实在人丁数，从明后期的十七世纪初到十九世纪初（嘉庆15年(1810)），一直维持在29万上下，不见增长。清初统治者在江南屡兴大狱，奏销案、明史狱，禁结社，狠狠打击了胆敢对异族暴君不太敬畏的江南士绅地主阶层，只准他们老老实实读圣贤书、走科举路、作新朝统治者的驯服奴才，在一时期内，简直剥夺了他们自由发表议论、自由读书著说的权利。几百年后出身江南的龚自珍还感慨地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专为稻粱谋”，可见这一惨痛的历史在江南知识分子心中积淀之深。其结果是：在一起读书作文的风气消失了，士绅地主阶层的独立思想意识人格也已经消失，一部分甘心做异族走狗，逐渐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一部分则蜕变成商贾和手工业主，而其大多数则重返乡村，重回土地，老老实实做土财主去了，旧日的文化素质，在他们哪一部分人身上也得不到体现和光大。
轰轰烈烈的民族斗争沉寂后，沈家的沈自继顺治七年（1650）充清贡生，沈自南顺治十二年（1655）去北京应清会试，康熙九年（1670）叶燮中进士，康熙十五年（1676）叶舒崇去北京应清会试。他们之与清廷合作，并不意味着他们背叛了父兄的事业，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生存追求。但他们都没能在统治阶级中站住脚，都只好一边去“独立苍茫”了（叶燮被劾落职归家所筑室名）。此时沈、叶家族的衰败则早成定局：沈家的后人多去经商，也曾出了几个富商大贾，玩戏曲、筑园子的条件又一度再现，但却退化成那样粗俗，他们那些温文儒雅的祖先对此不能不多叹口气了。而叶家呢？鼎革之时，叶家遭受兵燹甚惨，汾湖滨的园林楼台尽成废墟，一度全家都做了和尚，土地也尽成无主荒田。其子孙后来与占了他们土地的农民大打官司，而其自身也多成了躬耕田亩的农夫。乾隆二十三年（1758），叶绍袁的五世孙叫叶恒春的，家里攒了几个钱，缅想乃祖英风，准备重刻叶绍袁编辑的家集《午梦堂全集》，但不幸的是，在当时的叶氏宗族中，已经找不到一套完整的《午梦堂全集》了，他只好把尽其所能，把《午梦堂全集》中的十种刻了八种，而最可骇怪的是，竟马虎地把《鹂吹集》下卷第一百六十页的《琼章传》，误刻成《张倩倩传》，整整错了一页，未免对祖先大不敬，也可看出叶氏后人中文化水准之低下。总之，借明后期经济繁荣而导致家族文化极盛的沈、叶家族，在清初随着战争破坏与经济停滞，脱离了他们所在的士绅地主的地位，从此一蹶不振了。文化的兴衰，实际与社会、经济及文化代表人物所在阶级的兴衰是不可分割的。
数个世纪以来，介绍叶小鸾、叶小纨的文章已经不少了，但总体观来，大多是就着她们的某一首诗词来阐发，未免有就事论事之嫌，本文试图去揭开蒙在叶氏名姝头上的面纱，去考证她们的生前死后，我的有些结论证据还嫌不够充分，但只要能对理解叶小鸾的诗文作品能有所帮助，也就达到目的了。
离叶小鸾去世又过了几十年，叶家已经彻底败落了。清代的一位伟大词人陈维崧，经过已经倾圮了的叶小鸾旧日的书房，面对荒凉景色，写下了《过秦楼.松陵城外经疏香阁故址感赋》，就让这首词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鸟啄双环，蝶粘交网，此是阿谁门第？垫巾绕柱，背手循廊，直怎冷清清地。想为草没空园，总到春归，也无人至。只樱桃一树，有时和雨，暗垂红泪。
料昔时、人在小楼，窗儿帘子，定比今番不似。望残屋角，立尽街心，何处玉钗声腻？惟有门前远山，还学当年，眉峰空翠。《忆香词》尚在，吟向东风斜倚。”
参考书目：
《吴江沈氏诗录》
《吴江诗粹》
《鹂吹集》
《甲行日注》、
《沈璟年谱》
《天寥自撰年谱》、
《分湖叶氏族谱》
《瑶华集》
《曲海扬波》
《苏州府志》
《午梦堂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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