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时报》够大胆，将自己的社论拿出来，欢迎读者用“维基加注”的方式，对社论进行改写。（这个创意提出两天之后，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险。）
“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
八九年十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
八〇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黑白分明，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〇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个人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九〇年代，世纪之末。
……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同是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
台湾的生活环境恶劣，升斗小民所面临的选择与苏格拉底没有两样：他可以离开台湾，但这有太多实际上的困难。他可以“循合法途径”去改变现状——
我们有没有这个合法的途径、畅通的管道？
大多数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服从权威——任何一个人坐在柜台或办公桌后面，就是一个权威。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二十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抔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形。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二十岁的人表现出五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有一寸留白的画。
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伦理、科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就打扫庭院？又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会”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在“倒垃圾者是畜生××”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移默化的效果呢？
她那个打扮实在古怪，而且难看。头发狠狠地束在左耳边，翘起来那么短短的一把，脸蛋儿又肥，看起来就像个横摆着的白萝卜。腿很短，偏又穿松松肥肥的裤子，上衣再长长地罩下来，盖过膝盖，矮矮的人好像撑在面粉袋里做活动广告。她昂着头，甩着头发，春风得意地自我面前走过。
她实在难看，但我微笑地看她走过了，欣赏她有勇气穿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衣服。
托马斯·曼写过一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说，描写一个魔术师如何用他的意志与伪装彻底地瓦解了观众的意志。他的政治讯息是：如果没有观众的“默许”，这个魔术师不可能得逞；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
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
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
古迹，是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把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没有古迹——没有书页里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瓮、桃园的神社、高雄的古墙，我们便只是一群无知妄大的盲人。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点也不错的。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
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
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入学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援——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但是，比“从前”好并不代表就“够”了。言论“够不够”自由这个问题其实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对自由的需求高于它的现有供给，就是不够；反之，就是够。
我曾经问一位电视编剧：“为什么这么多古装历史剧？”他的答案很简单：“为了安全。”
可是，你是谁？凭什么你就做“沉默的大众”，等这少数人努力了，甚至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
至于爱“国”＝爱“政府”，因此批评政府等于不爱国，老先生，您这个填空题填错了。您可曾仔细推敲过孙先生的老生常谈：政府是人民的“公仆”？爱“国”＝爱“人民”，不是爱“政府”。爱国要以爱人民——也就是你和我和街头卖蚵仔煎的老头——为出发点，政府为人民所雇用，做得好则留，做不好则解聘换人，根本无所谓爱不爱。我们也常说要爱乡、爱家；但是可没人说爱“乡”就是爱“村干事”，爱“家”就是爱那个“掌柜”的，那么爱“国”怎么会变成爱“政府”呢？
蒋经国先生的谈话不尽然都是节庆的八股，今年他就说了句非常值得深思的警言：台湾与大陆抗衡的最大武器，就是我们的民主自由。事实上，台湾这个小小的地方值得你我珍爱，难道不正因为它有一个尊重人性的制度？
“野火”是个强烈的批判声音；当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时候，就成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个自剖反省的声音。但是“野火”里头并没有任何新鲜的观念。它指控现代的中国人丧失道德勇气，它要求学生争取独立思考的空间，它要求政治的开放与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呐喊着同样的话。如一位教授所说：“你的野火精神和当年的文星精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为什么二十年前叫喊的事情在二十年后还有叫喊的必要？可见我们进步非常有限。
一个社会本来就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传达不同的讯息；乌鸦和喜鹊各有所司。但是，如果报喜不报忧的喜鹊觉得自己缺乏信服力，它就必须改变作风，开始说实话，而不是要求有“影响力”的乌鸦换套羽毛，唱喜鹊的歌。
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检讨，是优点，不是缺点。“野火”不需要描写台湾社会的光明面，因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光明面的表现；表现台湾的制度能容忍批评，台湾的人民能自我反省；这是个有更新能力的社会。
学潮不是从石头里无缘无故突然蹦出来的孙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态，人心不满郁积到一个程度，爆发出来才有学潮。
这种公园真令人不寒而栗。看看我们公园外的世界：道路，是让人走的，可是有人觉得路也要发挥宣导教化的功能。于是我们走路时，眼睛还得忙碌地吸收知识；直的标语、横的口号，像鞭子一样抽打在眼睛上：尊师重道、消除脏乱、两个孩子恰恰好……火车，是让人乘坐从甲地到乙地的，可是一坐下来，眼睛才闭上，耳朵就开始受训：我们要团结合作、自立自强、努力奋斗、自新向上，我们要……信封，是用来装信邮寄的，一翻过来，跳入眼里就是“保我民族文化，还我民族自由”、“中国一定强”，我不知道寄张平信与中国一定强有什么关系。餐厅，是让人享受食物的地方，可是一面喝汤，一面就躲不过红柱上的贴条：“注重食品安全，讲究卫生习惯”，“大声喧哗，扰人安宁”。
不留任何一点舒适的空间，充满教条的生活环境像一张漫天漫地的巨网，劈头罩下来，无处可躲。
啊，是谁在制造这么一个没有逗点没有留白没有空间没有思想自由紧得透不过气来密得挣脱不掉使眼睛耳朵头脑疲惫不堪天罗地网的环境？
任何一个种下的“因”，在短近或长远的未来，都会结出一个“果”来。而这个“果”，对短见的人类而言，很可能是个恶果。
毕竟别人的尊重来自自重。
成为一个没有出气孔的压力锅，要爆炸的。
这位老师因此写了篇文章，对美国社会中的教育与资讯是否真的免于操纵和灌输表示深切的怀疑。
好了，这就回到了我原来的主题：独立思考。当大环境中的教育管道、资讯内容都受到控制与操纵的时候，独立思考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只要编制教科书的权利垄断在政府的手中，哪一个政府舍得放弃“制造共识”的大好机会？
目前的状况是，大陆的文化我们带不过来，带过来的也是零碎的、断层的；眼前的文化，好像又不愿意认同，在这种前后不接的空虚状态下，西方的强势文化，还有日本文化，很容易就可以席卷台湾。
台湾经验的无法累积，台湾价值的失落，如果归咎起来，首先在于，我们只有蒋勋所说的“减的文化”，而没有“加的文化”，也就是说，下一个政权往往处心积虑地，把上一个政权的文化连根拔起、铲除殆尽；其次，也许更重要的，过去台湾经验或“现代性”被设定的模式，我们不得不承认，让人往往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扩大的名利场，深深为它所展现的浮华世界所着迷，而看不见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也正因为，众人在实际生活中看不见人文价值、古典价值的作用何在，以至于，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台湾经验，所谓经济奇迹，所谓民主政治，到头来都只是，金钱游戏与权力斗阵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本书畅销至今，足见台湾的社会与中华的文化里，有一些东西是顽固到永远也烧不尽的。尽管如此，只要风势仍强，野火仍旺，我们的陋规恶习，文化底层的怯懦与自私，就不可能像莠草那么漫山遍野，肆无忌惮。
至于毁誉，她似乎都不在意，因为有风过处，树林总不免飒飒而鸣。
读储安平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政论与社会批评，你会感到仍适用于今日。
但是对我而言没有差别，我早就认识她了。这人是本质上跟我相似的灵魂，只是她比较年轻，她相信中国人可以改变，我比较悲观。
文化的定义是浮动的，文化人最缺乏的就是包容和忍耐异己之心。身为一个文化人，直言不讳与包容同等重要。
从原来那块大版图的“中国梦”，走到了台湾的现实越来越真切地站到你的眼前，使得你不能够不看见它，那么在心情上有一种转换。所以，以前那个“中国大梦”离你脚下的泥土越来越近，它逐渐地转型，成为后来的“台湾梦”。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他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一九七〇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在这样一种觉醒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跟一些好朋友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重新写歌。在我年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是以唱“国语歌”为耻辱的，因为我们瞧不起它，我们只唱英文歌，只听英文歌。所以，当以李双泽为代表的年轻人开始主张写“我们的歌”的时候，有两种背景：一种是面对美国文化全面的笼罩，要找到我们自己；另一个是对于那个虚无飘渺的“中国梦”，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这首《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的一首歌：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不知为何如今看到美丽岛这部分，看见歌词，我竟然会觉得浑身鸡皮疙瘩起，然后热血沸腾。）
我觉得把不同阵营、不同背景、不同来源的台湾人都统一在一起的是这些价值观的共通共享，这些价值观是：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的权力也可能有一样的压迫；
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东西。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只是军事的耀武扬威，只是经济的财大气粗，只是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可是，我的希望在哪里？我非常希望，而且我认为非常有可能的是，中国用文明来崛起，成为大国。
所以，我必须说，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这个真诚的希望也使得我今天到这里来。对中国那种军事的“大国崛起”，我毫无梦想，但是对于一个以文明力量而崛起的中国，我充满期望。文明的中国，因为它非常自信，所以它非常开阔；因为它开阔，所以它懂包容；因为它懂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不要说两岸的前途不一样，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更有贡献。
所谓公民意识，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里的个人清晰地认识到几个基本原则，譬如：一、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当它不称职的时候，撤换它重组它是不必商量的根本权利。二、政府就是会腐败，而且一定会隐瞒真相，因此公民必须把自己的监督权发挥到极致。三、促进社会进步，公民不能消极地被领导，他必须主动、积极，他必须强悍，他要从跪着的位置站起来。
对抗一个威权执政者的时候，因为它很庞大，你全神贯注在它身上，使尽全身的力气，而在这漫长的使力过程里，你会误以为威权政府及其体制就是民主和自由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敌人。等到威权政府巨大的身躯倒下之后，你才赫然发现，当自己变大时，自己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公民社会本身的素养空虚的问题。
在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这条路上，其实那个不断要求更新、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
一本书带给人什么样的触动，是很难预测的。
每次有这种邂逅，我就觉得特别感恩，感恩身为作者，二十五年前种下的，二十五年后竟然有福分能亲眼看见。感恩这些读者多么慷慨，愿意跟我分享他们人生最慎重的一部分。
你发现智慧和经验都不是直线累进前行的，它是那么令人顿足、无可奈何地向前三步倒退两步。
读三千年前的经典时，不论是希腊悲剧或是先秦古文，你不是常常惊诧出声：老天，这个问题他三千年前就谈过！难道你自己不在那个亘古的大苍凉中吗？
过去不见了，未来也变成了无根的草。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代价？
龙应台：这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这是拿“城市发展”作借口的暴力。
非只是经济问题，它更深层地联系着价值、信仰、情感、记忆，联系着人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整套网络，犹如皮与肉的不可割离。剥夺这一代人的幸福，说是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剥夺少数人的幸福，说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剥夺底层农民的幸福，说是为了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许你看见的是所谓“进步”，对不起，我看见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暴力。一个植根在掠夺和暴力上面的进步，能叫进步吗？如果渗透进每一块砖每一根钢里头的精神，是对掠夺和暴力逻辑的接受，你怎知道这种进步不会有一天回头来反扑呢？
《目送》是溪水冲过千山万壑看见大海的顿时的明白。
六十年，是一个忌日，对那千万个内战的牺牲者——大多数是年轻人，我想用文学为他们上一炷香，立一个“慈悲”碑。对那些还活着的，在夕阳西下之前，用文学向他们致敬，说一声谢谢。没有国共之分、两岸之别，《大江大海》里的人，有名字的和没名字的，都是我的同胞，我的长辈。
（还有谈到从前内战时候赴台又回来的老兵们，以及那些永远也无法回去的人们，葬在了海岛，这些一个个的事例，都令人多么动情且悲怆 。）
如此庞大、突兀的建筑体，库哈斯自己一定非常清楚，是西方任何一个成熟的城市不可能容许建设的。之所以能在北京这么做，只有一个理由：库哈斯利用了北京政府“集权”又“集钱”的交集时刻，只有在这个特殊条件之下他才敢这么“胆大妄为”地做。
另外一个例子也非常有意思。世界各国最优秀的建筑事务所争取的北京大剧院，最后被选中的是一个像外星球掉下来的东西。当时竞争失败的意大利建筑师非常失望，他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思考怎样一个设计图才能够让这个建筑体跟整个北京环境、跟它的人文传统协调，可是没有想到最后中标的是一个从天空下来的飞行物。如果早知道中国人现在的情绪是想跟他的传统一刀两断的话，那太容易了，比怪的话谁都会。
人民的情绪跟历史有关，譬如说，他们可能刚好正在反叛所有前面存在的东西，或是刚好处在一个热烈寻找、疯狂拥抱他们失去的东西的时刻。这些氛围和情绪决定了建筑师有多大的挥洒空间，决定了他最后拿出什么样的成品来。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更关键的一环，就是政府，政府的决策者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去决定建筑的风貌。运作空间有多大，还要看那个政府是民主或极权体制而有差别。譬如说，他可以决定哪些历史要被大大地张扬，哪些历史要用橡皮擦彻底擦掉；他可以运作，让某些集体记忆变得伟大辉煌，某些集体记忆则隐藏灭音。譬如说，在一场大灾难之后要建纪念碑，纪念碑究竟是要哀恸死难的人民，还是要表扬救难的士兵，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抉择，抉择的权力往往在掌权者手里，他怎么决定，那个纪念碑就长成什么样子。
去欧洲之前，心里对西欧的想象是一个尖端科技发达、高度现代化的地方，但到了德国跟瑞士之后，我非常震撼：奇怪，他们的“现代”怎么会离泥土如此接近？
千年礼乐，不绝如缕，并不曾因“现代化”而消失或走样。至于生活环境，不论是罗马、巴黎还是柏林，为了一堵旧时城墙、一座破败教堂、一条古朴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计得失地保存修复，为了保留传统的气质氛围。
在河堤看着星空，微风徐徐拂面而过时，心中闪过的是您在卸任时，写给我的临别赠言：“把市民放在心中。” 这是在辛苦付出，克服多重困难后的瞬间感受，谢谢您多年前安下的思想种子。下次回来时，让我们相约再去看看宝藏岩，它又变了。
能够称为“现代”的，可能不在于建筑或城市的外在面貌，而在于做决定、做选择的那个过程。调景岭的转化和宝藏岩的转化，起点一样，结局两样，核心差别在于，后者是公民的共同决定。
所谓现代，是否并不在于它最后表露出的形态，而在于社会里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深度的碰撞、探索、抗争、辩论，最后形成一个共识。
土壤对一株树的价值所在。
有什么“现代”不是来自传统的呢？即便是我们直接从异国文化摘取来的东西，也经过我们的挑选，那个挑选的基准，就是传统所决定的。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走到后来的“文革”，其实割裂或拥抱都植根于我们跟传统的关系。只不过，在急切的割裂与拥抱过程里，我们很缺沉思。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想要健康、长远地发展，要厘清自己究竟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是需要沉静下来好好地思索、讨论、辩论的，可是这个过程在大陆并没有真正发生。
朋友与否，往往是一种直觉。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刺激到你的神经腺。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眼泪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她唯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管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一只裤管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条裤腿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出现在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还有一条裤子穿了二十五年，裤管起了毛边，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后来送她一双黑色麂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经说。
她确实有思想，而且敏锐。一道看电影，她常有独到的见解，一语道破那种。
本性里，她是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会雀跃。 这次离开香港，她对我说：青霞，不要放弃我。这是她表达友情的方式，很特别。
台湾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不是指专才教育，是指培养观众。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有标准答案，它指向唯一正确。这样环境里成长的人，很难真正尊重别人的审美、尊重别人的主张跟我不一样，尊重别人支持国民党，这是台湾文化和民主最欠缺的部分。看起来很多元，版本可以有许多，但答案依然只有一个。蓝看绿，看支持阿扁，就觉得没有水准，就是糟糕的；民进党看国民党，就是要出卖台湾。没有这回事嘛，为什么要搞到水火不容？搞演出，搞文创园区，搞艺文补助，这不是“文化部”。“文化部”如果有存在的必要，就是要去养育那个多元，它的根源在教育，这是很吃力的事情——推动全社会，学会尊重。
“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做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台湾的泥土跟大陆相近，所以台湾的民主实践─它做得好的，或者还比较糟糕的部分，对大陆而言，都比欧美的民主更有关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民主政治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鼓励参与，而不是相反。比方城市中心有一块很大的废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那么长官说派什么用场它就派什么用场。在民主政治里头，比较可能发生的是，由城市里的人、草根，经过讨论辩论来决定这块地的用途，那会比较符合人的情感和共同记忆。在参与型的政治体制里，历史教科书里的内容也不是长官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不会定于一尊；想把“二二八”从民众记忆里抹去，这不行。我们付了这么多代价，就是因为民主制度有这些好处。
回想台湾自八十年代走过的路，我觉得不是民主错了，而是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的认知理解太浪漫太简单，有一种期待错置。我们都把民主当成一个现成的果实，以为摘下来就能尝到甜美，没想到是酸的。我们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摔跤再站起来的过程。
一开始，以为集权体制就是问题核心所在，把这最外层剥掉以后，看到里头还有一层：行政体系的颟顸、贪腐、无效；把这一层剥掉，发现里头还有东西：一个社会少了政治的控制，会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把这层再剥掉，又会发现，从前义正辞严的反对党、抗议政府的英雄们，都变成了可怕的动物。你打倒了一个“敌人”，马上就出现一个新的“敌人”。到最后，如果反省能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就是洋葱的一部分。
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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