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

      王春是我的初中同学。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今年春节，他突然回家打点事务，又匆匆赶回昆明的公司。

      临行前，约好与我见上一面。那天，我早早地来到昔日就读的毛坦中学。他从出租车走出，穿着一身纯蓝色羽绒服，手拎一只不算大件的带轮的旅行箱，身子胖乎乎的，两鬓起了些许白发，双耳夹着一只大耳麦。若非听见他喊了我的名字，我还不敢相认，我踏步向前和他握手寒暄问候。

      他走路不紧不慢，说话间，总是把头抬得老高，不和我的目光正视。关于这点我对他一直有看法，对老同学至于这样吗。

      我们一起走进母校。眼前的一切，让我们惊呆了，昔日的矮砖瓦房变成了高楼大厦，教室和教学大楼的现代设施一应俱全，学生上计算机课的电脑刷刷新，而且一人一台。我们真羡慕啊！我说，王春，你还记得我们读书的那些事吗。他想了想，慢悠悠地回答说，有的事早已模糊，有些人依然铭记。我点头说也是如此。

      三十年前我在毛坦中学读书时，教室和宿舍简陋得不得了，电灯的光线非常暗，停电也是常有的事。王春家境特困难，父母早逝，从小跟着他哥过日子。

      王春有点小聪明，就用墨水瓶自制一个煤油灯，用棉线做灯芯。在点燃的煤油灯下看书，灯光随风飘动，光线忽明忽暗，刺激眼睛的瞳孔，时而放大时而缩小。虽说条件苦，但学习的热情不低。学校的师资力量薄弱，正规编制的教师不多，多数是代课老师。数学老师是刚高中毕业的男青年，他姓刘，我们都喊他叫刘老师，人高大，长得一副鹰钩鼻，颇具老外的模样，而且脾气好，不和学生闹别扭，不骂学生，更不会用板子抽打手心。

      我们特喜爱和他套近乎，喜欢听他的数学课，我们班的数学成绩一贯很好，这都归功于这位老师的教学方法得体。老师认真教，学生用心学，成绩哪有不好的道理。可是好景不长，初二上学期，刘老师生病不能给我们上课，这可急坏了我们，多方打听，都说以后付老师走了，不会回来了。

      我们的数学课由一位刚从本校毕业的高中生承担。他上的课我们不愿听，因为他教的方法我们接受不了，听不懂。渐渐地大伙就失去的了兴趣，有的开小差，有的做小动作。全班的数学成绩是一落千丈。

      那时，因为教师少的可怜，代课老师经常走马灯似地轮换，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成绩时好时坏。有几个尖子生成绩还是不错的，平时也很用功。王春的成绩就不错，晚上自修课之后，熄灯了，可王春仍然不放弃一切可能加班加点的机会。他想出一个妙方，从一位老师那里借了一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 ，用被子蒙住光线，连脑袋也缩进被子里。有时，不留意偶尔透出一丝光线也会被执勤的老师逮个正着，书当然会被没收。

      王春被老师发现后，第二天，班主任在上课时，书还到他手里，老师不仅没当成批评的反面教材，相反还成了班里学习的榜样，老师决定把它树立为学习标兵，要求大家学习他的不怕苦不怕黑的精神。我们都傻了眼，这也不见得是坏事，王春的数学成绩在班里可是顶呱呱的。当时正学几何证明题，当老师把题目抄在黑板上后，我们先仔细思考几分钟后才鼓起勇气，或举手或上台用粉笔答题。可他把题目刚瞅完，就立即会给出作答的手势，我们还没反应过来，他早就应声道出了证明的全过程。这真是一个数学奇才!

      王春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也变了。那年，学校组织举办了一场演讲会，两位河南大学的教授，也不知道学校是如何邀请来的，其中一位女教授所讲的内容，如今仍记忆犹新。

      一开始，这位教授大夸特夸我们县城种植的香泡特香，然后，就着重讲了她女儿的性格特征，大都逃不出“个性解放”这个词，如说她女儿非常喜欢穿一件“没有纽扣的红连衣裙”，后边没有纽扣，又是吸引眼球的红色，的确在当时极为流行。当年，有一位作家曾发表了一部小说，这位作家就是当时刚当选的我国作协主席------铁凝，那部小说想必知道的人不少，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不久被拍成电影，叫《红衣少女》。那时人们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意识还比较淡薄。16岁的小女孩安然喜欢踢足球，喜欢吹口哨，喜欢佐罗的下巴，喜欢自由地穿一件自己喜欢的红衬衫，这些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根本算不上是个性独立，可王春自从听了这次讲课之后，似乎变了个人，想法变了，模样也时髦了，安然的独立人格和困惑也许正是他的迷茫。

      王春成绩好，篮球打得出色。初三最后一个学期，区教委点名要求我校组织篮球队参加县中学生篮球赛，王春可激动了，连蹦带跳地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直奔县城而去。因为第一次来到县城，看到大街上美眉骑着自行车穿梭而过，披着长发，穿着漂亮的衣裙，从眼前忽悠而过的美女，王春那个羡慕啊！嘴里一直念叨：回去一定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也娶个城里穿着红色衣裙的姑娘。

      篮球赛开幕前的一个晚上，区教委领导把我们集中在一个宿舍里开动员会，正好从隔壁池淮乡赶来的初中女队也和我们坐在一起。一个礼拜的相处之后，王春认识一位高挑的女队员，这位队员也穿着一袭红色连衣裙，一来二去，对上眼了。临别时，他俩留下了互相交往的邮戳地址。回校后，他们在信件中互诵衷情，不亦热乎，他们来往的信件被传开，一传十，十传百，转眼流进了校长的耳朵里，这可不得了。

      学校里怎么可以谈恋爱呢，这成了一件轰动整座校园的大事，闹得沸沸扬扬，王春差点被开除学籍。校长坐不住了，终于召集班主任开会，把王春狠狠批斗一番，他也低头承认了过错，表示不再犯。后来，听说还写了满满三页书面检讨书，这才过关。

      鸟羽翼丰满了，总会从林子里飞走，人长大了总会远行闯荡。一些人，一些事，就像一本书，一页一页地翻着，翻着，早已淡忘了。浮现在脑际挥之不去的印迹，即便是短暂的瞬间，也会刻骨铭心。比如我和王春三十年后的约见，我就把它存放在我的空间里，并取了个题目《王春离别之昆明》：

万语千言终难叙，

三十余载岁月悠。

此别应是长久日，

长鸣一声送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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