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格调之58——我在伦敦慈善店做义工的那些日子

英伦格调之58——我在伦敦慈善店做义工的那些日子

说起来，我的淘宝生涯其实应该是从不经意地逛慈善店开始的，后来才渐渐延伸到了周末集市，古董市场和古董店等。

因为伦敦的慈善店实在是太多了，简直俯拾皆是，中国人喜欢说，“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而在伦敦，这“芳草”则要置换成慈善店。

瞧，光我家门口不远处就有两家，斜对面一家，并排的又一家，走过去也不过三五分钟的路程，弄得我即使是出去买把小葱的功夫，也想到慈善店去踅摸一下，看是否又上了啥新鲜玩意儿。

去年夏天，我和老帕在家门口遛弯儿时，我又习惯性地进到旁边的慈善店去踅摸。

老帕也在旁边踅摸了一会儿，不知咋地突然就心血来潮地问店里那个胖乎乎的银发老太太说，我太太很喜欢这些小物件儿，她可以来这里做义工吗？

老太太笑容可掬地回应，当然可以呀，只要她有时间，我们这里有不少义工，可以轮换。

老帕挥手示意我过来，让我安排自己的时间。

我被这种太过随意猝不及防的临时决定弄得有点儿懵圈，心说怎么我突然就被安排要来做义工了？难道不应该是提前征求一下我的同意，问一下我的意愿再决定吗？

但我总不能当场就表示不悦吧，想他是不是觉得我太闲了所以给我找点事儿，还是一时兴起随口这么一问结果没想到人家真答应了，抑或是希望我多增加点儿英伦生活经验？不得而知。

我只能硬着头皮被赶鸭子上架。

胖乎乎的银发老太太把我领到我从未进去过的后台工作室，让我在电脑上填写了各种个人信息，甚至包括发生紧急情况时第一时间的联系人等等，然后又打印出另外两张推荐人用的表格，让我去找两位推荐人填写完成并尽快交回来。

这个场景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当年考博时找导师写推荐信的事儿，原来在英国，即使做个义工，也是需要至少有两封推荐信的，而且亲朋好友除外，相当于担保这个人的品质没有问题，可以做义工。

想想好像也有道理，你若以做义工之名把慈善店的东西偷了咋办呢？

第二天，我趁上学的时候找了艾米莉亚老师和安迪牧师，他们很快写好了推荐信，顺便还在信中把我大大夸赞了一番，安迪甚至还写了“她擅长烹饪中餐”这样的字眼，很是让我汗颜。

我想大概是因为参加教堂活动的时候我曾带过几次中餐的缘故。

但若是我国内的朋友看了，肯定是要笑掉大牙的，不过也难怪，他们实在是不知道啥叫“中餐”，啥叫“擅长烹饪”。

就这样，每周一到周五下午3:30-5:30，就成了我的义工时间。

按照银发老太太的安排，我的工作是整理衣物，慈善店所有物品均属捐赠，要求大概9成新以上，后台工作室比前台售卖间要大好几倍，用于存放各种物品，进行分类整理。

这些衣物有来自个人“断舍离”的旧物，也有来自商店，超市，教会等捐赠的新品。

个人旧物都是清洗熨烫过的，如果在运输途中不慎弄皱，那就需要再次熨烫，直到看上去崭新如初，这便是我的工作的首要内容——熨烫。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明明是旧衣服，商标却都完好如初，你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件衣服是什么牌子，甚至可以到网上去查询到许多名品的同款售价。

我有点儿不明白，难道他们不剪掉商标就是预备着不想穿了的时候捐赠给慈善店吗？

而我的习惯是，无论买了什么，第一时间就是把商标不是剪掉，而是——拆掉，因为——太扎脖子。我甚至想过，是不是可以建议《商标法》规定所有商标都缝在不显眼的地方而不是后脖根儿。

第二步是分类，按照男女老幼，春夏秋冬将不同衣服挂到不同货架上，这个程序听起来简单，但在挂上去之前要选择与衣服号码一致的带标号的衣架，比如有的是中国码像S，M，L，XL……有的是欧码像34，36，38，40……还有的是英国码如8，9，10，11……等。

因为这里盛产胖子，比如英码女装一直可以延伸到24甚至更大，假设8对应的是S的话，天啦噜，那你自己算吧，24那该是多少个X，那就意味着某些人有别人的三倍大。

我有时候拿起一条比缸粗没缸高却还很性感鲜艳的女式裙子，（别说这是语病，他们确实是有男式裙子的好吗？）心说，都胖成啥样了还穿裙子，这该是有多自信？难道不应该把买裙子的钱先交给健身房吗？

这么一想自己兀自就乐了，想这大概就是无处不在的culture shock吧，shock得多了，一切也就见怪不怪了，只是觉得好玩儿。

我在一堆衣架间寻摸了半天，愣是找不到一个码号对应的衣架，才明白，估计是大码衣架都被用完了，这时候就得向银发老太太申请从物料库里拿出更多的大码衣架。

后来我发现这个找衣架的过程太费劲，于是专门用了一下午时间将衣架先进行了分类整理，也就是按照S，M，L……8，9，10……34，36，38的顺序一一排列好，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样找的时候就有了规律，自然容易多了。

可当我第二天去了一看，妈呀，昨天整理好的衣架又成了乱七八糟各种码号混搭，于是只好作罢，心想，义工太多，每个人习惯不同，看来他们理解不了我的方法，反正这里也不讲什么效率，那就这样慢慢找吧。

第三步是写价格标和贴标签，写价格标自然不是我的事儿，义工没有资格给衣物重新定价，我也搞不懂他们的参照标准究竟是什么，总之既然是旧物，又是慈善店，那就意味着比普通商店里的新品要便宜好几倍到几十倍，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白菜价。

我的任务是将写好的价格标用一种类似喷枪的东西，对准衣服的商标处，“啪”的一声，价格标就挂上去了。一开始不太掌握要领，浪费了许多那种类似子弹一样带箭头的塑料标签，试过几次之后，就很顺手了。

作为一种调剂，我偶尔喜欢做些纯粹机械的，完全不用动脑筋的，但并非完全没有意义的工作，此时可以将大脑完全放空，慢慢感受时间一点点流逝，觉得生活其实也可以简化到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没什么大不了的。

至此，一件衣物就算是完成了全部工序，可以上架出售了。

时间一长，我知道了银发老太太叫莫莉，英文名写作Molly，英国土著，大概将近70岁，丈夫几年前离世，子女和孙子女们都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好像就最小的女儿生活在伦敦东区，但穿城而过来看望她一次光路上来回也要4,5个小时。

她之前是中学教师，虔诚的基督徒，退休后在教堂工作过几年，后来就成了这个离家最近的慈善店的负责人，大概相当于店长之类。

和她轮班的还有一名叫玛利亚的黑人中年妇女，特喜欢更换不同的假发，全是那种脏辫儿款，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她自己的头发，后来才知道是假的。

我不知道玛利亚是哪里人，或是第几代移民。她在的时候很少工作，几乎不和我交谈，总是在不停地打电话，像是在联系什么业务，或者聊天。

有时她打着电话，突然爆发出一种肆无忌惮的狂笑，就是那种笑岔了气儿的感觉。

我时常被她吓一跳，但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未表示过“友邦惊诧“。

她除了打电话，就是不停地吃吃吃，后台工作间有厨房，卫生间等一应俱全，她有时叫外卖有时自带各种乱七八糟的我不认识的食物，在厨房加热一下，再冲泡好一杯茶或咖啡，然后就开始大吃起来，有时边打电话边吃。

她从没觉得不好意思，或有必要问一句我吃不吃，我也熟视无睹，彼此都很放松地各行其是，仿佛将对方视若空气。

莫莉在的时候，比如安排我打标签，就会随手把一把椅子挪过来，说，坐这里，慢慢打。

玛利亚在的时候，不关心我的工作状态，也不管你有没有椅子坐，那些椅子总是被她搞得乱七八糟不知道在哪里，厨房一只，卫生间一只，各种隔间又四散着无数只，轮到我打标签的时候，找不到椅子了，我就四下里自己找，她也不问我找什么，椅子即使在她跟前也不会帮我挪一下，我们就像两个奇怪的陌生人。

至于她和其他义工是怎样相处的，我不知道。

只有一次，我看见所有椅子都被各种东西占满了，搞不懂自己该不该把物品擅自拿开把椅子腾出来一把，于是问她，她手忙脚乱地边收拾边说对不起。

然后说，我喜欢自由。

you know? freedom, very important.

我想问，那么，什么是自由呢？突然又觉得这个问题太哲学了，或者说，好像我并没有多少想要和她交流的欲望？我不知道，只是像敷衍似地说了句，I know.

于是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了。

因为义工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工作，我也无从知晓别的义工。只知道莫莉在的时候，我们是一种相互协助的，比较家常的工作状态，她会和我聊各种话题，其实也无外乎是英国的食物，天气以及中西方文化差异等日常话题。

她年纪大，体态又胖，动作迟缓，一切都是慢腾腾的，所以有时前后台跑腿之类的事儿，也免不了吩咐我去做，比如推着衣架去前台挂衣服。

常常刚工作了一小会儿，她就会提议说，我们该坐下来喝一杯了。

她说的喝一杯，也无非是去厨房冲泡一杯茶或咖啡，间或带些她在家自制的小甜点，是那种用模具压好，放进烤箱中烘焙出来的，有小星星，弯月亮，四叶草，一颗心之类的各种形状，我觉得准确地说，她该是有一颗萝莉心的老莫莉。

但这些可爱的小甜品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甜了，就是甜得发腻的那种甜，所以我每次都是象征性地尝一小块儿，说，thank you, very nice.

听得多了，她有时会突然略带忧伤，满含歉意地说，其实我知道，你不太喜欢我的甜食。

我一下子不安起来，想，感到歉意的难道不应该是我吗？于是说，中国人很少有喜欢甜食的，我也是。

她仿佛明白了，瞬间高兴起来，然后又十分不解地摇摇头，可是，甜食是多么好啊，如果没有甜食，耶稣呀！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说，因为不太健康。

你说得对。她说。

她认真想了一小会儿，接着说，估计我的身体状况和甜食有关，可是……

可是什么呢？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后来，我给她带过几次在中超龙凤行买的咸酥饼和我自己煎的饺子，她连说美味好吃，让我教她怎么做，那天下午，我的工作便是在手机上一步步教她做煎饺的程序，她很认真地拿笔一步步记下来，后来又打开电脑查询，直到我下班的时候，她还在继续研究。

和国内情况不同的是，这里慈善店的生意出奇地好，人们好像很热衷于去那里淘各种东西。

用老帕的话说，中国人喜欢便宜的新垃圾，欧洲人喜欢便宜的旧垃圾。

这个总结堪称精辟，共同点是便宜，不同点是新旧。

我的兴趣点是工艺品老物件儿，但工作内容却是整理衣物，我从未问过莫莉可不可以去整理工艺品，因为我觉得一个义工不应该挑三拣四，让人觉得你好像包藏祸心别有来意一样。何况工作内容和兴趣爱好其实毫无瓜葛，别人整理好的，我在下班临走时一样可以到前台货架上选购，价格也是一律按统一标价扫描到电脑，不会有任何特殊优惠。

这就是西方的义工，自觉，自愿，无偿地去干某种工作，没人强迫你，更没人欠你，你也别想借此揩油，也不会收获任何所谓的道德优越感。大约随便问问你身边的人，谁还不是一个义工呢？这只是一种体验，一种日常，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资本。

这些慈善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伦敦的各个角落，售卖所得用于捐献给教会，学校，福利院，临终医院和低收入家庭等。

慈善店除了接受个人多余的闲置物品外，更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每天开着大卡车将一箱又一箱捐赠物源源不断地送来，在每家慈善店不停地展览，轮换。他们的理念是，既然人们不愿跑很远的路去逛慈善店，那么，就让物品“跑”起来，以确保最大限度地高效成交，这大概就是需要很多义工在不同时间段做大量分类整理工作的原因。

如果说一开始我对老帕不和我协商，不经我同意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义工”的做法还有所不满的话，那么，至此我应该感谢他，让我进一步了解到了英国的慈善文化和义工文化。

有一天，我在往外挂衣物的时候，一个坐着轮椅的男人进来问我，有没有别人捐赠的手机充电宝。我说稍等我问一下，回去后台问莫莉，她说没有。

我回到前台，想直接告诉他没有，突然改口说，我家好像有一个，但我不确定放哪里了，如果能找见，我明天可以带给你。

他说，好，那明天我几点过来？

我说，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3:30到5:30，你在这个时间段来就行。

他说，谢谢，明天见。

那天回去之后，我以掘地三尺的精神把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但一无所获，可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来度假的时候，明明带了一款中国风的充电宝，上面印的青花瓷，回去的时候就留在这里了，后来来了就再也没用过，可就是死活找不到了。

我说，糟了糟了，我应该问问那个人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明天不用去了。

老帕听不懂我所言何事，说，你神经兮兮干啥呀？把家都弄成垃圾堆了。

我问他有没有见我的充电宝，他说好像记得，但后来再也没看见过，肯定是我又带过中国了。

第二天，我刚上班，那人就来了，进来问我要充电宝，我只好十分抱歉地说没有找到。

他似乎很生气，嘴里嘟嘟囔囔，说，你没有就说没有，还骗我来白跑一趟。

然后就用手轱辘着他的轮椅出去了。

我没再说什么，但心想，我又不欠你，找不到我也尽力了，和人要东西也这么理直气壮？

莫莉大概听见了我和她的对话，从后台跑出来，像是和我解释，说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叫迈克，就住在附近，服役期间致残，生活困难，没有妻子，脾气有点儿古怪，经常来慈善店要这要那，有时也捐些东西，但大多是不能用的。

原来如此。

莫莉又说，如果他下次来捐什么东西你一定要收下啊，别告诉他不能用。之后，我们可以扔掉。

我说，好。

莫莉伸出手，说，High five.

我也伸出手，说，High five.

我们像是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

夏天不知不觉就结束了，秋天到来的时候，我已转到了另一所更远的语言学校，上课时间也变了，我的义工生涯也自然随之结束。

像往常一样，我又恢复了之前的淘宝模式，只在偶尔路过时进去瞄一眼，顺便和莫莉聊几句，互相问候一下近况，每次她总会问我，你要不要喝一杯？感觉像是要喝酒似的。

她告诉我，玛利亚被派到另外的慈善店了，现在她的搭档换成了一个45岁的男人，温和又能干，名叫马丁，工作效率也比以前高多了。

还说，她在网上查了好多关于甜食的危害，现在吃得少了，可中国煎饺试了好多次，还是不会做，不是生就是糊，这对她来说太复杂了，然后我们一起大笑起来。

我把自己在别的慈善店里淘来的充电宝交给莫莉，说我们这次清理房间的时候，充电宝终于找见了，下次你可以送给迈克。

阳光下，我仰脸感受着来自遥远的天空的温暖，心满意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想，慈善店，可能就是上帝送给这个世界的一小块儿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