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的迁徙历史，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从盘庚开始，商族“不常宁”、“不常厥邑”的生活习惯，一变而为定居生活。《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原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书局覆王刻本“七百”改作为“二百”。陈逢衡《竹书集证》亦引作“二百七十三年”。商前期的先公先王们为什么要屡迁，盘庚以后为什么改为定居？这种生活上的转变，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自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汉、晋人有的说商人是为了纠正奢侈的风气才迁都。“去奢行俭于亳”（《后汉书·杜笃传》）；“革奢即约”（荀悦《申鉴》）；“率人于苦”（张衡《西京赋》）；其他如郑玄、王肃、皇甫谧（《孔疏》）等也都是众口一辞地说是为了纠正生活上的奢侈，才迁都的。
但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由于要改变奢侈生活而迁都的。《尚书·盘庚》是盘庚在迁徙前后，向商人进行动员和安慰的讲话，没有一句涉及生活奢侈或其他政治上的原因，而只是反复强调迁徙对人民有利，留恋故居对人民不好等等，到底为什么原因，成了千古之谜。
后来最流行的说法是，为了避河水为患。如宋代朱熹的学生蔡沈就说：“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盘庚欲迁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迁，胥动浮言。小民虽荡析离居，亦惑于利害，不适有居，盘庚喻以迁都之利，不迁之害。”
这是指盘庚这次迁徙是由于河患。但是否每次迁徙都是为了避黄河水灾？这仍然是个问题。 《尚书集传·盘庚上》
但是，这个“河患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上自商代，下至周定王五年河徙，在古文献和殷墟卜辞中，几乎看不到有关河患的记载。最初说到河患的，是后出的《尚书孔氏传》。它说：“圮于相，迁于耿，河水所毁曰圮。”这句话，文字是不通的。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对《尚书孔氏传》的这几句话曾详加辨证，力言其文义不通。
所以，《孔传》的说法是没有多大信值的。
《盘庚》中有“惟涉河以民迁”，又说“殷降大虐”。前人解释，这就是透露出河患和因水灾而迁徙的文句。其实，所谓大虐，固然可以推想可能是水灾，但也可能是别的灾难。至于“涉河”，更不能与河患相联系。尤其是河水若泛滥成灾，这是人人易见的祸害，即使盘庚不动员，人们也会顾及身家性命，急于迁到别处，决不会口出怨言的。并且，商人所迁的地方，都在距黄河两岸不远的地带。此足证避河患说之难通。岑仲勉说得明白：“假如说商族屡迁，都为避河患而起，那末，前车可鉴，自应远远搬走，为甚么转来转去，总不出二三百里的范围，只就这一点设想，我们已很难坚持‘河患’的论调了。”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19页。
河患说既不能成立，于是又有人认为商人当时可能过着游牧经济生活，逐水草游荡于各地。然而，从历史上看，当时的商族不可能是游牧社会，有很多事实可以为证。冯汉骥很早就指出，游牧民族中少有用陶器的，因为陶器脆弱，迁移时搬运不易。可是从地下考古可知，商人是有陶器的，并且非常精美，足见商人不是游牧者。其次，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多有饮乳或吃乳制品的习惯，而商人则未闻其有食乳的习惯，这也是商人非从事游牧的一个旁证。至于殷墟卜辞中累载祭祀时用牲有多至数百头者，这是一种家畜，而家畜亦为农业社会的特征之一 ，不能因为他们养有大批牛羊，便以为是游牧社会。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提出，这就是游牧民族迁徙是为了逐水草，一般都是一年之内屡迁其地。而商族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商族的迁徙至少是十年或数十年才迁一次，显然不能拿游牧行国的习俗去解释。
据地下考古和文献记载，商人在盘庚以前，农业经济已占很大的比重。《盘庚》也说：“若农服田力啬，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从这几句话里，也可以推测当时商人对农业已经很重视，这决不像以游牧经济为重心的人们所说的话。
农业社会的人，是比较适宜于定居的。为什么商人时常迁徙？到盘庚时迁殷，人民何以又不肯迁？《盘庚》里都没有交代明白。所见到的只是商王一味地把“祖宗”和“天”抬出来，用以威胁反对者，他说“我们的先王没有一个不是只图拯救和保护人民的。先王那样关心着人民，所以很能顺着天时活动。每当老天降下大灾来的时候，我们的先王总是为着人民的利益实行迁徙，从不留恋他们亲手缔造的原有都邑。”（“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商王一再强调为了民的利益，一则曰：“视民利用迁”，再则曰：“予若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奇怪的是，他始终不曾明白地说出为了他们的什么利益。既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什么他们要反对呢？
孔颖达《尚书正义》认为，人民反对盘庚迁都，是由于“恋旧情深”；又说：“以豪民室宇过度，逼迫贫乏，皆为细民弱劣，无所容居，欲迁都改制以宽之。富民恋旧，故违上意，不欲迁也。”这话不知有何根据，但以情理度之，似乎多少有点近于事实。不过，需要加以解释才能明白。
所谓“恋旧情深”，所谓“富民恋旧”不欲迁徙，自然是经济的原因。但是，迁徙既不是由于河患，又不是由于游牧生活，是什么重大原因迫使他们不能长期定居于一地呢？商族很早就已进入到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在营农业的社会经济中，初期的粗耕农业，在一地耕种几年后，地力耗尽，就必须转移至新地。商族在盘庚以前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阶段。早在1944年，傅筑夫就提出这种看法，他认为商代处于“游耕”或“游农”阶段，先焚烧林莽，耙平土地，播上种子，每年轮换不同的作物，到了第五个年度，地力耗尽，只得放弃，另迁他地。他说商人“不常厥邑”，就是农业发展到游耕或游农阶段的必然结果。所以，商代迁都不是为了政治原因，也不是为了河患，而是为了改换耕地。傅先生又进一步阐述其说法，谓：“三千多年以前的殷人，不可能了解土地收获的逐渐减少，是由于土地的肥沃力有一定的限度，他们只是从长期的经验中，体会出在一个地方住过若干岁月之后，必发生收获递减的现象，他们以为这是上天降下来的灾殃——‘殷降大虐’，不许人们永久住在一个地方，故非迁徙不可。及迁到一个新的地方以后，又获得丰收，所以盘庚才说：‘视民利用迁’，说：所以要迁到新邑中去，正是为了你们大家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原是大家所一致要求的，这个利益就是大家切身的经济利益”。
冯汉骥也赞同傅筑夫的说法，并以塔纳拉人的历史同商族的历史互相印，商人“不常厥邑”的原因就愈益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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