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爱情不可捉摸

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
也许我们在谈论姑娘、小伙，或者孤独的守夜人
也许我们在谈论肉欲、誓言，或者老人和孩子
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
也许我们在谈论该死的房价，呛人的沙尘暴和地铁拥挤的人群
也许我们在谈论肺癌和死亡，失业破产或者妻离子散
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
也许我们在谈论一生不离不弃或转身就走
也许我们在谈论喜悦幸福和失望悲哀
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
也许我们在谈论生活的所有细节和餐桌上的灰尘
以及围绕爱情的互相伤害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 （1938—1988），“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伦敦时报》在他去世后称他为“美国的契诃夫”。 卡佛的经典代表作是《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最初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是被书名吸引。那时候我喜欢写诗歌，我一度觉得这是一首诗歌最好的名字。在本书的封底，摘录了卡佛的一段话，是本篇小说集的同名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里的一段对爱情的阐述：

你们在相遇之前也曾爱过别人......如果我们俩有谁出了事，我想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会伤心一会儿，你们知道，但很快，活着的一方就会跑出去，继续再次恋爱......所有这些，所有这些我们谈论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记忆罢了。甚至可能连记忆都不是。

看卡佛的小说，会有特别的极端。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不喜欢的人一篇都看不下去，就像北欧极简风的家具。因为，卡佛的小说本身，就是个挺极端的例子。

他从来不写背景叙事宏大的故事，写的都是和他自己本身经历类似的餐馆女招待、锯木厂工人、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等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普通人有普通人的生活，即使在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底层老百姓也要拼命挣钱才能养家糊口。

卡佛用笔简洁，多写四五千字的短篇小说，语言冷峻，风格极简，往往不是主人公自述的方式，而总是抽离出来，像一个站在旁边的不存在的人的述说。看他的小说，总是要多读几遍的，甚至在五六遍以后，你才能理清故事的人物关系和背景交代。

因为，卡佛的小说运用了太多的省略和空缺，几乎都是没有前因后果的，即使有也是隐藏在故事里。他就像一个破开的西瓜，给你看的只是一个切面，红的瓤子黑的子，至于皮有多厚，颜色是翠绿还是浅黄，你并不知晓。比如小说集的第一篇《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小说只描写了男子售卖家具，至于为什么售卖并没有交代。又比如在《取景框》里，小说就叙述了照相这一件事，并没有交待“我”的具体状况，甚至连“我”的名字和性别也没有交待。

而且，卡佛的小说结局也都是开放性的，给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比如在《大众力学》这篇小小说里，故事在最紧张处嘎然而止。结尾的最后一句：“这个问题，就以这种方式给解决了。”看上去像是个结束，其实卡佛在这里根本没有交待婴孩的命运，而是把结局留给读者自己去加以想象。

要想深度了解卡佛的小说，可以从他自己的生活轨迹中看出端倪。卡佛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高中毕业后，他即开始养家糊口艰难谋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写作。在人生的前一半，卡佛大部分时间都在苦难和失望中度过。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到了晚年，文学声名渐高，却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所以，卡佛的作品风格和他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精简冷硬。他曾写道：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是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

卡佛曾说过： 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是的，卡佛的确做到了。作家苏童评价卡佛时，并不认为他是个世界观黑暗的简单作家，而是“很复杂的作家，只有复杂的作家会对语言有超常的狠心肠，杀的杀，剐的剐，留下的反而是文字锻造的一把匕首”。

我觉得苏童的评价很到位。每次看卡佛，我就感觉那些文字像一把匕首一样，一次又一次的割裂我的身体的每一部分。但是，我却仍然乐此不彼，一次又一次的读着卡佛。

我建议你也读一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我是茶人老七。
2016年最后的100天，坚持每天写一篇文章，分享美好快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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