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二任杭州

苏轼在杭州，有两次任职经历。初次至杭，正是他在新法中饱受排挤，不得不出京，这也是他在新法执行时有机会体察民情，对底层生活有更深切的认识和更真实的体会。此外，在杭时期也是苏轼游赏的集中时期，苏轼的写景名作，多集中于此时。第二次到杭州已是元祐年间，他再次不安于朝，自请出任。

一、赴杭缘由

苏轼一生有两轮的外任经历，而杭州都是其第一站。也就是说，苏轼的两赴杭州都非地方官的量移，而是直接从朝廷到地方的流转。“宋朝官制重内轻外，京官中与宰执政见不同者，若不议罪贬窜，则以出任相应级别的地方官为最常见的‘下野’方式”。苏試两次外任，都是卷入党争，不安于朝，因而“自请”，出任避祸的。

其一是令朝廷一片哗然的谢景温诬告事件，此事在朝中产生很大反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拭已不敢也无法自辩。次年四月，司马光退居洛阳，苏轼也立即乞补外任，六月，奉命通判杭州。

神宗殁后，旧党复起。在熙宁年间因反对“新法”而饱受排挤的苏轼被重新召回朝中，官至翰林学士，司马光亦对其委以重任。看似风光不已的朝中生活，在苏轼看来，却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屡遭飞语，再岁江湖之上，粗免烦言”可见朝中的生活，令其颇感不快。

二、守杭政绩：爱民如子的敬业精神

可以说，苏轼在对待朝事上的耿直敢言相对白居易而言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其一生中，因直言而受到不少磨难。而他的挚友，则对此忧心忡忡，不断劝其少言远祸。纵然自由放达是他身为诗人的天性，但这并不妨碍其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他既是个关心民生的良吏，也是个果决任事的能吏。

1.熙宁年间：尽其所能

苏轼在熙宁年间虽为通判杭州，并无实权，但他在杭州还是颇有政绩。同白居易一样，苏轼在杭州的最显著政绩也表现于兴修水利。

不仅因为杭州的特殊气候，即夏秋时节或大旱，或阴雨连绵，妨害农时。更因为二人都能深入州民中了解民间疾苦，并具过人的胆识而绝不愿尸位素餐。苏轼在杭州的两次任职，都对州民的用水问题作出了积极的举动。

次年，他命僧仲文、子珪等人完成了对钱塘六井的治理工程。作为通判，苏拭所要处理的事务十分琐碎，也很是辛劳。但毕竟是苏轼，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他仍感恩那一盏闪烁不已的“残灯”，感谢他不嫌弃瑟瑟发抖的自己而大方地赐予他些许的光亮和温暖。

苏轼的这次出巡，直到熙宁七年六月才结束，回到杭州。但到这一年八月左右，浙东又发生了严重的火灾。苏拭再次赴临安监督捕幢。

在寄弟弟苏辙的诗中，他这样描绘幢灾的严重：“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密密麻麻的幢虫从西方铺天盖地地飞来，大有遮天蔽日之势，苏轼终日与百姓一同奔走，筋疲力尽。他向弟弟描述此行之辛苦：“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言自己风餐露宿，深感为官之苦，在身心俱疲之时，十分思念自己的亲人。

这两首诗写得推心置腹，读来令人心酸。也可以从中了解到苏轼通判杭州时的艰辛。

2.元祐年间：大兴水利

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与上次任通判，无权决策不同，这次出任太守的他有更实际的权力，也有更广大的空间施展自己的才干。

初至杭州，苏轼便遇上饥荒，他立刻连续上书请求赈济。一边又迅速开浚运河。他于七月到杭州任上，经过多方寻访考察，于十月就幵始兴工，到次年四月，已开梭茅山、盐桥二河，并在梭工之后以余力修完六井。

三、交游宴集：文学视野的开拓

应该说，外任时期不仅是苏轼政绩卓越的时期，更是其广交贤士的时期。相对在朝时而言，外任不仅使其摆脱掉许多迫不得已的应酬，也使得当时许多崇拜苏轼文采的文人有更好的机会与苏拭结交。“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就是在熙宁五年，苏拭通判杭州之时上书求见的。

终苏轼一生，他都有着将文坛发展系于己任的责任感，甚至是身为文坛盟主的使命感。在文坛宗师欧阳修的赏识和“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的预言下，苏轼“独先知之”，自觉地以一代文坛盟主自任。在这样的心态下，他的交游异常广泛。在杭州的交游，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1.熙宁年间：从旧友到新朋

熙宁四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时年三十六岁，并刚刚在京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此，他在任职时仍带有这种忿忿不平的心情。初至杭州时，除与时任太守沈立，以及当地的僧道有一些交往外，他的交往对象基本都是弟苏辙以及曾经的同僚，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他似乎并无太大兴趣与当地文人交往，他的思想仍很大程度上沉浸于新旧党争中而尚未解脱出来。

刚刚到达杭州，他便迫不及待地寄诗子由，抱怨新法：

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铁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韦丞。

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烦自畏人。莫上山头苦相望，吾方祭杜请比邻。

言语间充满对新法的不认同，对自己处境的不满，以及思退而又不忍的矛盾心情。之后一段时间写给子由的诗，也都是牢骚满腹，对自己因政见不同而招致的排挤和陷害，在人生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而出任的遗憾，他心中的忿忿不平，甚至是恼怒埋怨，都以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戏墟口吻，传达给自己的手足，也是其一生最亲密的知己。

2.元祐年间：以本地同僚为主

元祐年间守杭，苏轼与之交往的，以本地同僚为主：杭州本地地方官。即刘季孙、王瑜、周焘、苏坚等人。其中，以刘季孙最得苏轼赞赏，二人的往来也最密切。苏轼在杭的近两年时间，与其同游、唱和、次韵、赠答之作，数量居这段时间唱和诗之冠。

由此可见，无论是熙宁年间与张先的忘年之交，还是在元祐年间与刘季孙的密切往来，都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苏轼的文学视野，对他的文学创作实大有裨益。

四、广泛游赏：写景诗创作的有力支撑

由于远离政治中心，苏轼从此可以大胆饮酒吟诗，悠游终日，更是因为杭州的大好湖山令苏轼的心灵颇有寄托之地。他在杭州大游而特游，充分发挥了诗人浪漫的天性。他在创作中的所见所闻，都是亲身所感，而不同于创作初期来自于书籍诗赋中的间接体验。因此，这样的经历对苏轼而言十分宝贵，他的写景之作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大发展，也正是受益于这段时间的广泛游历。

1.熙宁年间：纵情山水

有别于长庆年间“慵懒两有余”，稍嫌意懒的白居易，三十六岁的苏轼到杭州时显得颇有游兴。刚至杭州三日，他就迫不及待地去游山访僧。此后，他更发挥诗人浪漫的天性，大游而特游，足迹遍布整个杭州。

或独自，或同行，他遍访杭州的大小寺庙，甚至干脆夜宿于此；他时常出城游玩，或与太守出城寻春，或盛夏泛舟于城外；他时常流连于西湖上，至夜方归。此外，年轻的苏轼几乎走遍了杭州治所的所有辖县，临安、富阳、新城、盐官、于潜等地，都有他的足迹。

实际上，他去这些地方多为执行公务，但他也不忘忙里偷闲地去赏玩一番。当他赴盐官县监督当地运河开治工程时，就曾至当地南、北两寺游赏题诗，并苦中作乐地描述当时的生活：“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棱，野庐半与牛羊共，晓鼓却随鸦鹤兴。

夜来履破裘穿缝，红颊曲眉应入梦，……耐寒努力归不远，两脚冻硬须公软。”可以说苏轼这两年虽奔波不断，但心情却甚是惬意。他的乐观、超扩的精神，在这大好湖山中恣意发挥。他曾将自己这段时间的生活总结为：“两年曾为山水役”，可谓贴切。

2.元祐年间：游赏蓼蓼

第二次到杭州，苏轼本欲游赏，而映入他眼中的西湖却是合平湖久芜漫”，这似乎也注定他这次的杭州任上，定会十分辛劳和繁忙。而此次来杭，乃是任知州，这也无形中省去了许多繁琐的一线政务。

因此，苏轼这二年来，几乎都在治所，而几乎没有再至杭州所属辖县。游历较少而颇费心力，是苏轼在这段时间生活的主要情况。不同于通判时期较闲，常常悠哉独游的生活元祐年间守杭的苏轼游赏不是很活跃。同长庆年间的白居易，他此期的行迹主要在西湖，以及周围寺庙。而具体的游赏，也多与同僚刘景文、周秦等同往。

总结

杭州，对于苏轼而言意义重大。第一，他得以放开手脚，在地方做出一番业绩，满足自己的入世之心，达成自己的爱民之意，也体味到功成名就，百姓爱戴的幸福感；第二，他可以远离京城的繁忙政务，更避开了危险重重的政治风波，在地方上找到心灵的宁静，达到思想的平和冲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