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使我们病了
美国遗传学家詹姆斯·尼尔（James Neel，1915-2000）在对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辐射的群体研究中曾经惊讶地发现，基因突变率没有增加，也就是说，甚至强烈的原子辐射也无法撼动DNA。
在狩猎采集群体里，原先几乎没有糖尿病，所以这种疾病可能是突然大量供给卡路里的一种生理反应。
卡路里的低摄入是狩猎采集群体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一种维持正常生理机能的能力，这种能力与现代的丰富饮食发生了严重冲突。他称其为“节俭基因型”。
我们的先祖在狩猎时必须节省每一个单位的卡路里，因为每多消耗一个单位的卡路里，就必须多猎取一个单位的卡路里进行补偿。
这种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一套极其高效率的能量存贮和使用能力，早已深深埋藏在我们的基因里。所以，糖尿病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
第三次疾病浪潮
2003年2月，一位中国医生到香港出席侄子的婚礼，他无意中散播了一场蔓延全球的传染病。
这种疾病源自冠状病毒的一种，从此，一种新的传染病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诞生了。
SARS的死亡率不高。非洲的埃博拉、拉沙热和马尔堡病毒的死亡率极高，但是，这几种疾病仅仅在相对封闭的群体里突然暴发，没有快速传播造成严重威胁。H5N1禽流感的死亡率可以高达50%，顾名思义，这种病毒来自家禽。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芝加哥大学教授、世界史学家）发现传染病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催化剂。
麦克尼尔发现很多疾病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农业人口集中在较小的空间，导致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麦克尼尔写道：“人类与他们驯养的动物分享各种疾病，26种疾病来自鸡，42种疾病来自猪。”
人类与牛分享的天花曾经杀死了无数人类，直到人类用种牛痘的办法遏制了天花。从动物传染给人类的其他著名疾病还有麻疹、肺结核和流感、黑死病。考古发现，人类过去从未罹患这些疾病，这些疾病通称“动物疾病”。
在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中，体内长期存在多种细菌和病毒，但是它们与人类是互利互惠、寄生共存的关系。
考古证据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不是疾病，而是外伤和外伤引起的感染。外伤主要是狩猎造成的。进入农业社会之后，外伤导致的死亡下降，疾病导致的死亡上升，后来慢性非传染病开始大量增加，这三大死亡原因形成三次浪潮。
非传染性慢性病的起源是碳水化合物——糖，糖给人类带来疾病，其证据最早是从印度河谷出土的蛀牙化石发现的。
蛀牙，在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群体里几乎没有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才开始显著增加。它正是人类食用碳水化合物——多糖类食物的后果之一。
现在流行的阿特金斯饮食法、旧石器饮食法和其他版本的各种新饮食方式，都是回归狩猎采集时代我们先祖的饮食方式——新石器时代以前、农业出现以前的生活方式。
阿特金斯饮食的基本理念：过分强调以蛋白质取代碳水化合物
美国医生罗伯特·阿特金斯（1930-2003）为了解决自己的超重问题，研究出不吃碳水化合物和含糖食品，只吃肉类、蔬菜的减肥饮食。
旧石器饮食法：又称洞穴人饮食法、狩猎采集者饮食法。这类饮食排斥谷物、豆类、乳制品等，推崇水产、食草类动物的肉类、蔬菜等。
新石器时代的纳图夫人的食物中已经包含一定数量的碳水化合物。但是，进入农业时代之后，突然变成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现代人类的食物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这确实完全背离了人科生物几百万年的进化史。
现代饮食中，排名第一位的罪犯是糖。人类的基因因为无法处理过量的糖（碳水化合物），从而导致糖尿病。另一个重要罪犯是添加剂。
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心脏病等非传染慢性病，要么无药可治，要么必须终生服药。这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疾病”的概念，这些症状，也源自农业文化——我们要为对抗人类的基因付出代价。
难道我们六万年前走出非洲，就是为了今天吃药？
农业使我们疯了
人类走出非洲的旅程中，农业不仅引发身体疾病，还引发了精神疾病。
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北部的多峇湖（Lake Toba），长度100千米，宽度30千米。这是一座休眠火山口，曾经发生3次大爆发。第三次喷发在七万多年前，是200万年里地球上最大的一次火山爆发，在大气层形成大量尘埃，遮挡了阳光，使气温急剧下降。火山灰散布到周围各地，造成全球性的巨大生态灾难。直到今天，在印度中部一些地区还覆盖着厚达6米的火山灰。
当时已经进入冰河期。火山灰遮蔽阳光，导致全球出现6-10年“火山冬季”（Volcanicwinter）和大约1 000年的极度严寒，非洲地区的气温进一步下降。
多峇火山爆发为现代人走出非洲扫清了障碍。
很多学者猜测，这次多峇火山爆发可能是人类进步和走出非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刺激因素。
这个理论被称为“多峇巨变理论”，又称多峇突变理论：巨大的自然灾难带来瓶颈效应，迫使人类发生了突变。
人类能够走遍世界，首先是因为具备了强大的身体和精神力量。所谓身体的强大，并非肌肉的强劲，而是免疫系统的发达。
现在越来越多的癌症正是免疫系统无法控制细胞基因突变的一个最好例证。
探索和反思人类六万年的旅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或者疑问：我们是不是疯了？
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发现，平均群体数量与大脑皮层有关，大脑越大的灵长目动物，迁移和生活的群体数量越大，因为神经元的增加，扩大了可以联系的个体数量，即社交联系的范围。
他推算出人类大脑与相应的联系个体的平均数量为148个人，这个数据后来被称为罗宾·邓巴150
罗宾·邓巴解释：这个数值是人类理想的社交联系人数，虽然有人最多可以记住2 000个人，但是保持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人数是150。
这是生物学决定的一个“硬链接”数值。如果超出这个数值，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分离，要么调整和改善政府、宗教、法律、警察等社会组织的相应结构以维持这个数值。
无论怎样调整和改善，现代社会的社交人数，还是往往远超150人，由此也带来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
我们对各种社交聚会犹豫不决，又不得不前去社交和应酬……事实上，我们的大脑根本处理不了这么多的“社会关系”，也没有时间安排这些“社交应酬”。
这种大背景，正是精神疾病日益增多的另一个原因。国际卫生组织已经将这类疾病列为2020年世界范围内第二大的致残和致死原因，在欧洲和北美，出现这类精神疾病症状的人口比例都已超过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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