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侠”

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一种饱含着梦幻与荣光的意志，无论于理是合是悖，无论于法是反是违，侠永远固执著心中不变的追求。而这追求，是在呼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执法不公正时，在合情不合理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代行着公平执法、救难救急的使命……

    侠文化中的侠客大概可以分为5种——儒家之侠、道家之侠、佛家之侠、浪子和小人。其中，儒家之侠影响力最大。自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支柱和核心，它的影响遍及文化领域和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对武侠小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早期的武侠小说中的侠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有着强烈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已任"，三是"自我"的牺牲。

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几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这种儒家之侠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道家与儒家完全不同。道家重个人、重人性、重情感气质、重自然之风度。它所表现的是一种出世的精神态度。说到佛家精神，它是超儒家、道家之侠者的个性、身份及其价值观点之上的。它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核心或本源。而浪子塑造的是一些接地气的人物形象，表现奋斗意志和战斗情怀。最后，小人表现的是一种生存模式——在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保全自己是最重要的。

    上面讲的是现代武侠小说金庸为世人展现的武侠精神，只是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然而我认为，中国古代的侠文化更注重表达知己或知遇之恩和对君主的忠诚。晋国时期的豫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豫让为报答智伯瑶知遇之恩，伏桥如厕、吞炭漆身多次行刺赵襄子，最后自刎而死，留下了 "士为知己者死"的千古绝唱。在这个故事中有三个情节特别值得让我们深思。

第一个是豫让的朋友认出了把自己折磨的不成人样的他，劝他投奔赵襄子，为他效力，再趁起不注意杀了他。但是豫让果断地拒绝了朋友的提议。他认为臣子在为君主效力是必须忠心不二。原因是他无法释怀对赵襄子刺杀自己君主的痛恨，其次是不想在世人面前留下居心叵测奸臣的形象。这说明在古代侠义之士对君子的绝对忠诚，甚至用生命相报；还有他们对自己的侠客这一个群体形象的重视与维护。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豫让不是一个小人，他没有为自己的生存抛下一切，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第二个是赵襄子在桥边看见正准备行刺的豫让，呜咽着对他说：“你考虑考虑自己吧！智伯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为他报仇，然而不为你以前侍奉的君主——范氏、中行氏报仇呢？”赵襄子的神情说明他很佩服豫让的忠心耿耿，并对他的侠义的精神表示赞赏。赵襄子是那些招揽门客的君主的缩影。他们对门客表示自己的赞赏和钦佩，门客视他们为自己的知遇，然后门客们就以命相报，终生为他们效力。这种赞赏和钦佩让侠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显得更为普遍、更为重要并且风靡全国。特别在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像曹沫、聂政、专诸这样的侠客。可能这就是助长侠文化的重要因素吧。

第三个就是豫让回答赵襄子的话了。他说自己不以死报答范氏、中行氏的原因是他们没有重视对待自己。而智伯将自己视为国士，是自己身边侧重的人物。所以豫让将智伯视为自己的知遇、自己的伯乐。两者对他的待遇决定了他回报他们的方式。在这里解释一下，知遇和知己的含义是不同的。知己是两人结交出于互相欣赏或者有相同的爱好，两人地位平等。管鲍之交是一种知己关系，他们都可以为对方献出生命。而知遇是一种恩惠，是因为一方欣赏另一方的才能出于利益或者赞赏而结交，是一种下对上的关系，地位不平等，被恩惠的一方更需要报答对方。中国的侠文化更多是知遇而非知己。豫让对智伯有知遇关系，所以用生命报答对方对自己的重用。

古代的侠文化主要表现为知己或知遇之恩和对君主的忠诚，而现代的更表现文化派别的差异性和个人的性格风采。"侠文化"在漫漫的中华历史上有着特殊而又举足轻重的地位。特殊性在于侠是一种可以说是相当难以定义的东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进行的一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行动皆可以称之为"侠"。而说侠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妄言，侠文化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华文明起起伏伏而有久经风雨，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