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四）

在哪个缺吃的年代，老家人穿衣到不成问题。

生产队当时种有棉花，棉花采回来后，队上根据家里人口多少，会给各家分配一定量的棉花，用来纺线织布制作衣服。

当时家家都有纺棉花的纺线车，大多也有织布机。领到棉花后家家的纺线机就会从灰尘遮蔽中洁净出来开始纺线，然后浸染成简单的颜色，在织布机上织成类似帆布一样的粗布，再用手工一针一线缝制。当时鲜有洋布，被子、衣服几乎所有使用布的地方都用这种粗布。就连我们上学背的书包也是这种布做的。

当时都穷，庄子上最具代表性的两样工业机械产品，或者说是当时最奢侈的两样家用机械产品，一个闹钟，一个缝纫机，都在我们家里。前者被生产队长借去用于更加准确的派工和收工，后者只有母亲会操作，也因此加剧了母亲的辛劳。

每每夜幕降临，亦或下雨下雪无法出工的时候，家里的那台缝纫机总会响起哒哒的机器声。

每当这种声音响起，家里就会闪现隔壁领舍的身影，伴随的是他们手里的粗布，拿来让母亲做衣服。印象中家里的缝纫机就没有停歇的时候。偶尔机器出现故障，好多邻舍也会讨好式的前来关心，帮忙分析问题出在哪儿，好让母亲试着调整。

缝纫机的到来为老家人的粗布提供了一种更加不一样的加工方式，而母亲的裁剪技能也为这种粗布制作出更加合身得体的衣服提供了可能。这好像完全颠覆了社员的认知：粗布衣服不仅仅可以裹身御寒，还可以经过裁剪与缝纫机的巧妙配合，依照各自的身材量身定做出特别受看的衣装，穿出在当时所具有的可人的时尚感。

当时，庄子上开始有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这种衣服，也开始以有这种衣服为荣的内心满足。特别是大的节假日，每每总有人穿上这种衣服在庄子里尘土飞扬的街巷道炫耀。在这样的氛围中，母亲无疑像明星一样受人追捧。

而这一切，带给母亲的是更加的忙碌。特别是临近春节的时候，许多邻舍总让母亲为他们的小孩做身新衣服，有的还主动帮助母亲为我们煮饭，好让母亲腾出更多的时间赶制衣服。有些明事理的，要求少一些；有一些不怎么体量人的，家里大人小孩全拿来，要做好多。

生性善良的母亲，好像从没有学会拒绝，所有来到家里提出要求的邻舍，母亲总会一一答应，在他们取走衣服的那一刻，还不忘因没有按时赶制出来而表示歉意。有一部分亲戚或关系好的人家的活计，却是母亲主动上门讨要的，这无疑增加了许多工作量。

为了赶活，母亲常常熬夜。在那个没有电灯的房间，靠煤油灯细小的火苗取亮的母亲，视力渐渐变差，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了高度近视。

陕西的夏天特别炎热，即使夜晚也异常闷热，屋里根本呆不住人。当时老家也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乘凉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屋外铺一张高粱席，全家老老少少睡在席子上。席子睡的地方睡热了，顶多换一块地方，滚过来滚过去，闷热难耐。

每每这时，母亲却总是在屋里的煤油灯下，滴滴答答的操控那台缝纫机。

好多次我半夜尿醒，总能看见屋里亮着的那盏煤油灯，也总能听见缝纫机里传来的机器声。每当这时，懵懂中的我总要在屋外伫立凝视，看着煤油灯下瘦弱的母亲佝偻着背的身影，感觉就像是有一柄剑刺向我的心却又特别的无助。

我常常这样凝视，在那个无数夜晚的凝视中，我看见母亲经常头抵着缝纫机机头，一双虎口皴裂的手，时不时的撕拽粗布上的线头。煤油灯下那双高度近视的双眼，不时有细细的线钻进同样粗燥皴裂了的裂口里，拉出丝丝的血迹。这就像是从我的手上的伤口拉出来的线，隐隐心疼，让我幼小的心灵在这种生活的磨难中，一点一滴体味着母亲的坚强与面对生活的韧性，而当这一切汇聚在一起的时候，脑海中自觉不自觉的映出的总是两个字：

“伟大”

这或许是对母亲最准确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