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到一年级就文革了。我的启蒙教育很早，我爸爸教我识字大概是四岁，都是自学，第一个最正规的学堂就是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我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一个自由思考者的教育方式，他先发现你喜欢什么。他也让我拉过小提琴，但是后来觉得我不喜欢就不拉了。他发现我喜欢跳舞就带我去求老师，发现我唱歌唱得很好也带我去求师。
他不太禁止我读书，比如什么书是儿童不宜，他不管，他觉得你自己会有鉴别能力的，而且他觉得越小接触大人认为不宜的东西越好，反而不觉得特别神秘和禁忌。
我的母亲比较严格，会禁止我看一些书，我就偷偷地看。我们家的《西厢记》是我爷爷买的，很大，线装的，这边是图这边是字，图很荤的，有时候搬出来看我爸爸也不管我，妈妈在家我就绝对不敢看。
上到文革就停学了，我爸爸被打倒以后我也不敢上学。学分数，我怎么也弄不懂，我爸爸拍桌子打板凳地教，你怎么这么笨。后来我想到这些孩子被吓成那样，脑子“啪”一下就空白，断电了的感觉。我到了小数点就没学下去了。
我从12岁到军队的文工团，跳了8年舞蹈。
最早是1979开始写作。我们部队参加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我说我想去，就批准我去了。我到后方的野战医院开始采访，采访伤员、从前线撤下来的小战士，有一天夜里就来了一千多个。采访他们以后就觉得，舞蹈这个东西太不能表达我自己了。就像我爸爸当年从画家转行成作家一样，我也大概是从那次转行成了一个写作的人。
当时我写了几首小诗，都发表了，因为很缺这样的文章，就给了我一个三等功。我又去了一次前线，就使我彻底转行了，转到创作组。
文工团派我去写报告文学之类。去的是云南，最远也就走到蒙自的野战医院包扎所。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一直在前线做战地记者，当时写了很多文章。在那段日子，我发现，原来在一个舞者的身体里，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于是，在调到部队的创作组之后，我以军旅作家的身份创作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8年军队生活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我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中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1988年我收到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函，让我去了解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去七个城市访问。这个访问让我觉得在美国做一个年轻作家是挺有意思的，他们相互之间的艺术的批评和读书气氛挺好的，我就特别希望到美国去留学。回到中国我就学英文。
我后来考上两个学校，一个是水牛城布法罗大学的英文系，还有一个是哥伦比亚艺术学院（不是哥伦比亚大学，媒体的介绍都是错的），因为给我全奖学金，所以我就去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在芝加哥，是一个私立的艺术学院，学校没有任何学科跟艺术有关，最好的是电影系，写作是其中的一个系，名字叫小说写作。
我1990年秋天开始读，一直读到1995年。我阅读英国文学原文的基础是很差的，学校要求我从基础开始学，我就去学莎士比亚了。
任何一个行当都有被训练的余地和空间。即使你是天生的小说家，被训练以后，可以写得更加省力，而且在学校你可以有纪律、系列地读大量文学作品，用一个写作者的眼光去读，也用一个批评家的眼去读。
写作无非也就是让你多写，如果你是一个自由的状态，不去上学就很懒，写得少。在这个写作班里你必须写，写一个章节，一个片段，一个场景，一个特写，每天不断地实践和体会写作是怎么回事，特别是一边写一边阅读，会进步很快。
严歌苓：我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 ---《 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采访严歌苓；根据严歌苓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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