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从前线下来后，她改行当作家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居住，我都是用中文写作的人。"                        ---严歌苓

严歌苓：从前线下来后，她改行当作家

作家父亲和演员母亲

严歌苓1958年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她的父亲是老一辈作家萧马，母亲贾琳是一名话剧演员。

正是父母亲共同打下的基础，让她可以上舞台表演，也可以静下心来观察和写作。

从舞蹈演员到写作者，这个转变看似偶然，实际却有家庭教育的长久积淀。除此之外，从小就开始的少说多听也促成她对故事的积累。

严歌苓的父亲，是她最好的忘年交朋友。他们常在早晨的咖啡时间谈天说地，谈关于读书和写作的体验。

父女俩还一起创作过《铁梨花》，这是根据萧马的电影剧本改编的长篇小说。

在看过《扶桑》后，萧马曾提醒她，要多练练形象思维，用白描手法写作。

后来的《第九个寡妇》，是她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严歌苓用铅笔在稿纸上写出的小说，萧马都会力所能及地帮她改改错别字，并自称是她的"老秘书"。

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以自己的爷爷为背景，是萧马最想看的一部小说。然而，萧马在10月10号去世，小说10月20号出版，最终没看到。严歌苓说，这是她的一个遗憾。

军旅生涯

严歌苓12岁就当了文艺兵，同龄人还在过儿童节时，她已开始了成年生活。

1970年，12岁的严歌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文工团。那时，她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可以跳独舞的舞蹈演员。

从她的站姿，便能看出是学舞的人，优雅而挺拔。

军队情结在她许多小说中都有体现，如《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

当被夸赞讲义气时，她说："大概我当过很多年兵吧，在一个军队里面，好像男孩子、女孩子所有承担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义气在军队里面就是一个集体精神，不可以违背你宣誓、承诺过要做的事情。当过很多年兵，军人的精神还是一直有的。"

1979年，她赶赴对越反击战的前线，当了战地记者。她说，没见过真战争，当兵算什么当兵。

虽然没在一线经历过枪林弹雨，却是她第一次直面生死。战地医院的包扎所里，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缺胳膊少腿的。

浓浑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里，她第一次知道疼痛是有气味的。

那一刻，她没有那么多理想主义了，对战争产生厌恶。眼前面对的，只有年轻生命的完整或残缺、消失或存活。

也是那个时候，她意识到四肢表达远远够不上真正想表达的东西。隐藏在其身体里的"作家基因"，开始爆发。

从前线回来后，她写了些叙事诗，调到创作组，告别舞台生涯。

从此，改行当了作家。

严歌苓

爱情

严歌苓说，自己的初恋在15岁。她曾在采访中提到，最开始对自己作家潜能的发现，就是写情书。每天一封，给心爱的人。

她爱上过一个年轻的军官，每天见面时摸摸第二颗军装口袋上的纽扣。暗示他，某处有情书，快去拿。

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他们连手都没拉过，没有条件有更近的接触。

这些少女的淡淡情愫，我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里，隐约看到了一点。

这段青涩的爱情，带给她的却是意想不到的结局。

后来他爱上了别人，也背叛了她。甚至，主动检举她，陷她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她一遍又一遍写检讨，当众念出来，很长时间都没有角色演。

这些羞辱让她绝望，甚至想到了死。

谈起这段初恋，她笑称不值，说这是一辈子最受创伤的一件事。

严歌苓对爱情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爱情是有生命的，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成长、成熟、调整。

1992年，在和前任丈夫李克威离婚三年后，严歌苓在旧金山嫁给了现任丈夫劳伦斯。因为她退伍时是营长，劳伦斯又刚在沈阳当领事回国，引起了FBI的关注，怀疑她是被派过去的。

于是，她不得不常去FBI驻芝加哥总部，跟他们汇报和劳伦斯的认识过程。

这位会八国语言的外交官，最终为了她放弃了外交官这个职位，这段爱情也被传为佳话。

她和劳伦斯志趣相投，价值观一致。劳伦斯会讲中文，对中国主动去理解和懂得。这段良性婚姻，带给了她安全感和温情。

写作

严歌苓笔下的人物形象鲜活立体，这和她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

生于文革时期，她说，那个年代什么都匮乏，富饶的就是故事。

她曾多次讲到这么一个故事。文革时，有个跳楼后被放在走廊的床上，赤身裸体的阿姨。有人借着撩床单抖火星这一掩饰动作，偷看这个女人。

这一幕给她很大触动，让她看到黑暗人性在面对极其脆弱的人面前，是何等不堪。

也许，对人性的洞察和内心的敏感，是一个作家的必备素质。

除了听来的故事，她的人生经历之丰富，让人感慨"一生里塞得进三个人生的生活"。

她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和正在经历的故事一个一个写出来。有些人物的原型，来自家人和朋友。

对于严歌苓来说，生活当中的嗨点就是读和写，这两件事一辈子做不完。她开玩笑说，自己就是个"写稿佬"。

她没把自己看得很高，只说自己是个写才高兴的人，写才感觉到存在的人。那么多故事在她脑海里不得安宁，她把它们在纸上转化成文字。

于她而言，写作像是避难所似的。心情好时，听到不好的评论，就想着不能被激怒，否则影响写作心情；心情不好时，就去写作，写着写着就会忘了不开心的事。

可见，热情和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创作的源泉。

她说，好的作家应该具备的品质是有天分、阅读量丰富、有一颗同情心，并且多听别人的故事。

蒋雯丽曾说过，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是美丽的、女人的，但是又是坚强的，有自己主意，坚持自己的爱情观和价值乱。

在严歌苓看来，她笔下的人物那种一条路走到黑，傻不愣愣对什么事情孤注一掷的性格，跟她本人都有些相似。

当被质疑这么高产，是否太快了时，她说，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

严歌苓最喜欢的作家是马尔克斯，但是在一次采访中曾说过，自己和马尔克斯是有区别的。马尔克斯所写的故事，包括《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几乎全部取材于他生活了很久的一个小镇。

而她，从小游荡四方，所以她笔下的人物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方。

关于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她提出："我非常爱文学，也爱电影。但我希望这两件事情别混在一起，否则常常要造成巨大的妥协，电影和电视带有时候对文学性是一种伤害。"

和其他作家一样，严歌苓不喜欢自己的作品里想说的被改。她说，心里纠结，表面大度罢了。

她想写一些"抗拍性"的作品，即文学元素大于一切的作品，保持文学的纯洁性。

她之所以喜欢陈冲，有一个原因也是陈冲对她作品的改变少。

对于"美女作家"这个称号，严歌苓直言，有些屈辱。她认为，作家就是作家，不应该把她的性别变成一种特色或类型。

人生从来不是完美的，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严歌苓，也有失眠的困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30多天没睡着，恍恍惚惚。

然而，她的心态很好。她说，我已经挺幸运了，既然有这么点毛病，那就有吧。

严歌苓对成功的定义是知足，在许多采访中，听到她说自己对当下是知足的。所以，她是个成功的女性。

严歌苓

养女

严歌苓和陈冲打算拍摄一部有关孤儿院的电影，所以一同赶去安徽马鞍山的一家孤儿院。

当她抱起只有三个月大的女婴时，她睁开眼睛，没有哭闹。

缘分是出其不意的，那次遇见，让她决定收养了这个女婴。

电影最终没拍成，却得来一个孩子。这个爱动物的外向孩子，激发了她的母性。

在养女5岁时，她告诉孩子："你是上帝给我的。"

她期待着女儿长大后，中文水平提高了，能读她的原文作品。她期待着女儿能发现，自己的妈妈除了给她做饭、梳头发之外，还有另一面。

她认为，和女儿的认识是巧合的机缘，是一段缘分。

别人的评价

杨澜："不管外界附加在她身上多少光环和枷锁，她始终保持她的女人味、她的天真、她的单纯。"

梁晓声："歌苓本身是善良的，她相信人性中的善是文学加以表现的最重要的心灵价值。"

陈晓明："天分很高，但是她又保持一种非常单纯。"

陈冲："她对生命的观点都是通过细微的细节和情节，那些故事很好听，没讲什么大道理，道理却已在其中。她是个天才，几个字放到一起，就能看见一个景色，闻到一股味道，感受到一种灵魂的境地。她的文字的魅力是真的蛮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