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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哲学(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哲学(二)

作者: 当初就不该下山 | 来源:发表于2020-10-25 12:03 被阅读0次

    《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读书笔记

    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政治思想

    可以说政治思想的每一次大的丰收,都是处于社会危机时刻。为了应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新的政治思想被激发了出来。意大利文艺复兴也不例外。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并不是直接承继于往先意大利共和城邦的光荣时刻(上一章所述),而是在新的社会动荡之下(共和制衰落,君主制普遍建立),被激发,以及从成型。

    早前马西利乌斯提出人民主权的观点,在意大利共和制城邦之后一段时间,遭到了人们普遍的质疑。共和制没有带来繁荣和富足,反而因为党争带来了动荡和不安。

    十三世纪终了时,在许多由podesta(短任官)治理的城市,出现了日益加剧的党派斗争,结果,越来越多的城市纷纷以世袭signori(城主们)统治,来取代选举政府制,标榜其目的是维护更大程度的城市团结与和平。P464

    君主制政府被接受

    共和制导致城市失序的结果,就是让人们或怀念或向往君主制的生活。孔帕尼在《编年史》中就表示了这种倾向:能够为Regnum Italicum带来和谐的最保险手段,最终还是得接受皇帝为共主。(overlordship)同时,写了《论统一》的吉伯林党人但丁也支持这一主张。

    但丁从人们熟知的亚里士多德假设开始,我们最高的此世目的应该是生活在“和平的平静安宁中,因为普遍的和平是一切赠礼中最好的一项......如果真想要消除意大利的失序,就应该完全信任皇帝,作为唯一有能力结束这大乱局的权威。�”

    在天主教内,神权君主统治的思想也再次兴盛。博尼法斯八世重现了传统的教皇“圣统制”,认为教皇不仅在灵性事务上,而且在世俗事务中也有捆绑和释放的一切权力。温和派同样强调教皇的权力,不过是认为教皇对世俗事务应该是间接的统治权,而不是直接的统治权。

    依据昆廷·斯金纳,这种神权统治的观念直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还有所体现,因为其作平中的统治者是一位祭司。

    总之,在文艺复兴开始的这一时期,人们普遍欢迎各地获得权力的signori,因为他们带来了更为稳定的政府形式。出了马西利乌斯的帕多瓦,此时是支持君主统治的中心。这一脉最著名的就是彼特拉克,他人生的暮年便住在帕多瓦。彼特拉克同样认为:

    政府的最高目的是维持自由与安全的框架,每一个掌权者都必须首先关注公共的和平。

    彼特拉克颇有特点的是,除了此类盛行于文艺复兴前后的论证,彼特拉克还会以奥古斯丁对美好生活的看法作为佐证。

    彼特拉克认为,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从俗务中退隐的生活,vita solitaria(孤寂人生),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便以此为题。唯有这种生活,能够向我们提供伟大的文学工作所需要的闲暇(otium),以及沉思与祈祷所要求的宁静。

    彼特拉克为君主制政府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理由:在君主制之下,我们可以免于承当公共事务,从而追求我们自己的事。【这一理由,笔者认为在后世培根那里尤可见到,只是培根将私人的隐逸生活置换为了从事科学创造活动。】

    人文主义之曙光

    斯金纳认为文艺复兴政治思想的产生或者变动,有两个原因:

    一是,上文提及的政治忠诚的转移。

    二是,人文主义的产生。人文主义带来了新的道德与政治价值,并且导致了与经院哲学的敌意。

    人文主义的产生得益于修辞学的发展。在意大利,修辞学原本是作为法律研究的预备,但到了十三世纪末,修辞学开始有新的发展。

    古代修辞教材不再被看作只是实践规则;它们也被用作优美拉丁文体之向导。这种对古罗马语言文学的新兴趣,催生了人文主义运动最初的熹微。

    修辞学的发展,让人们大规模的转向古罗马,开始对古代studia humanitaris(人文学科)完整的范围感兴趣。由法学开始,至文学、历史学和道德哲学,对古罗马思想的全面挖掘工程开始了。

    统治者有责任增进和平与安全的论点,又由彼特拉克等人增加了新的因素:古罗马式的名誉、荣耀和声望。这是对经院政治哲学价值的彻底颠覆,托马斯·阿奎纳曾刻意拒斥古罗马的这一脉追求荣誉的思想。与之相对,彼特拉克极力宣扬这一脉追求荣誉的思想。他曾对卡拉拉说道:

    真正的virtus(德性)从不拒绝当得的荣耀。P470


    对于如何获得荣耀,早期人文主义者们(尤其是彼特拉克)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彼特拉克们基于西塞罗,认为荣耀的关键在于拥有virtus generalis(大德性),有对virtus的爱,就必然有荣耀。这一论点看似平平无奇,但却深刻有力,它在两个方面攻击了经院主义。

    第一,经院派一般都承认,一个共同体的和平与安全,取决于统治者的军事力量和道德力量。由此,托马斯·阿奎那就很重视正义战争的概念,有些战争在道德上是可以辩解的。

    而早期人文主义者反对任何以德性为代价求助武力的行为。

    他们赞同的是斯多亚以及西塞罗主义的命题:virtus是来自(好汉)一词的特点,有真正好汉气概的人,是野蛮残忍的对立面。结果,他们不仅给正义战争的学说打上问号;他们也无意于系统性论证战争与政府的关系。

    【早期文人主义者的这一看法令人想起政治的雅典式定义,政治与暴力相对。在这里,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都可以是雅典式政治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是有德性的存在。与此相对,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暴力相融合的做法,确实是革命性的。】

    第二,经院主义者非常关注人民在政府中适当的参与度,试图将世俗当局和教会局限定在各自的领域中。【经院主义承继中世纪传统,有分权限政的思想,有混合政体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人文主义这里遭到了有些奇怪的挑战和重新解释。】

    马西利乌斯有关灵性权力与此世权力之关系的严肃问题,几乎彻底消失了,直到宗教改革带着报复之心使它重新复活。人文主义者通常满足于假定,一个有真正virtus的君主,当然是教会的忠诚之子。......彼特拉克和他的继承人共同持有的基本假定乃是,只要统治者自己是个有virtus的人,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P471

    【显然,即便比不上上帝的荣光,德性在这里被推到了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地位。一方面德性凸显了政治与暴力的对立,提供了一种理想政治的追求。另一方面,德性漠视混合政体、漠视对权力的限制,赋予了人,尤其是统治者极大的主动性。】


    在这里,正义的实现不再依赖于上帝,也不再依赖于传统(制度),而是依赖人,依赖统治者。彼特拉克援引西塞罗,对正义和德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一探讨一直延续到马基雅维利,只是马基雅维利给出了与彼特拉克和西塞罗完全相反的答案。】

    彼特拉克依据西塞罗认为,正义是统治者最大的德性。那么什么是正义呢?我们来看看西塞罗的《论责任》。

    首先,西塞罗在《论责任》卷一中将正义定义为给每个人其应得的份。

    接下来,西塞罗探讨了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份到底意味着什么。西塞罗从正反两个反面进行了分析。

    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正义与宽容大度(beneficentia)相关。

    从反面的角度来说,正义只有通过避免iniuria(损害:与正确相反的伤害行为)才能够达到。这种损害可由两种方式产生,一种是欺诈,言而无信,这是🦊的方式;另一种是强力,残酷或野蛮的方式,即🦁️的方式。由此,正义又与fides信和clementia仁两种德性相关。

    拥有正义的领导人,会始终受到爱戴与赞赏,有能力激发其爱而非恐惧。从而,正义的君主将获得荣耀和声望。

    彼特拉克继承了西塞罗的分析,认为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之分,而这不仅要求守信,还需要践行仁慈与宽宏。那君主追求正义的动机是什么呢?西塞罗和彼特拉克认为:

    正义是人民情感的唯一保证,而人民的爱则是政府安全以及君主自身荣耀与声望的唯一保证。P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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