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治天下”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和普遍意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发展。这一意识的历史溯源可以从论语寻处，这一风范同唐有较大区别。我的理解是，余先生试图从思想意识和政治理想两方面与前代对比加以说明。
“以天下为己任”是士大夫的意识，“同治天下”则是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在意识层面上有其阶段性发展的轨迹，《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先秦时期士的价值世界中，“仁”是其己任，而非宋之天下，仁更多的是个人的修养、道德，推而广之也不过是教化，所以先秦的士可以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以卷而藏之，他们的领域在精神层面；而宋之“以天下为己任”，天下成其责任对象，蕴含了士对于国家社会事务的处理直接参政的意识和资格。余先生描绘这样一幅历史渊源，东汉——“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吾其体，吾其性”，王安石——“墨子者……方以天下为己任”。
历史呈现出这样的面貌，唐代寒士吟诗作对，风流狂傲，不拘礼教，宋代士子则一副悲悯天下、责任重大，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仿似真是国家的主人，不过览看古今，他们好似也确实最有资格被称为国家的主人。
由晚唐到宋，随着社会变动，士人的社会性格也发生重大变改，唐代的进士诗歌吟唱、风流潇洒，比如晚唐状元裴思谦可以流连青楼偎红倚翠，而无不妥，宋代进士则不敢做此想，擅做艳曲的柳永在宋代就只能郁郁不得志，都源于整个社会对“士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要求。唐代门第制度依然有不小的势力，社会普遍认为“子弟”才能担当国家重任，“寒士”则无此资格，甚至公文中亦有“衣冠”与“江湖之士”的名称来区分，唐代出身寒士的“士”一旦及第，也表现得轻狂狷傲，这也是寒士长期受世族压制后的结果，无论怎样也好，唐代士子无法发展出“担当天下”的责任感，他们对国家、政治、社会没有太强的认同。宋代则不然，科举的改革，让其成为面向散落民间士大夫阶层也即寒士出头担当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门第制度的消亡导致甚至非进士出身不能致身通显，因而，“以天下为己任”已是宋代士大夫的集体意识，是他们身为士对国家社会所承担的基本责任，当然也享有相对的权力。
回看绪说中关于儒家思想在宋代的发展，体用之分，我们也能看到儒家思想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到一种适当的平衡，以天下为己任来实践思想上的理想，在现实中施用，我理解宋代的士是儒家也是政治家，作为儒家的思想家他们要实践先秦圣人的社会理想——“仁”，作为政治家他们要将理想落实在现实的利益之中，诸如个人、家族、乡土、国家。
“以天下为己任”是士的理想，落实到现实之中，落实到宋就是与君“同治天下”，君臣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永远绕不开的关系，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是宋代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尊君”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轴，汉初贾谊在当时已是比较强调民本和尊士的政治思想家，但“民为君有”依然是他的思想基础，唐代韩愈开宋代道学之先声，他的“尊君”依然是首位，《原道》“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是权利和责任的核心。而宋代道学的兴起，士的追求不在局限于行君之令，而上升到实践道，我想这是士大夫政治地位上升的思想基础，现实基础当然是宋代君主“以儒治国”的思想，和大批寒士上位。
这里余先生举了好些例证显现宋代士大夫同治天下的姿态，甚是欣赏，我也颇以为然！宋代同治天下有其特点，比如士以道自重，与君不同道绝不肯为做官而做官，王安石“以道进退”、司马光“义不可起”皆如此，王安石《虔州学记》论述政府起源，认为士的源起是“牧民”，牧民有至与不至之分，才有正式建立政治组织的需要，其后才是先王有政，换而言之，就是士原本就是为天下为万民而存在，而非君分天下而治之，治天下是君与士的共同责任，有道之士与天子是平等的，最可爱的是宋代的君也认可这一说法，当然发挥到极致的是神宗与王安石，神宗正式接受“共定国是”就象征着皇权对这一基本原则的认可，之前之后的各位宋代君主虽有所保留甚至小有反驳，依然不能脱此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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