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迷于魏晋文人、文学之美,离不开魏晋历史及其政史。而那个时期的荒诞无稽,渗透在《世说新语》历史人物之间的个体差异,比比皆是又举类相通。读到乐广不解浪荡之士,王澄和胡毋等人的“旷达”表现,尤为显眼。他们的所谓清谈是竹林裸谈,在一片饮酒作乐、男男相爱、欣欣欢场中作诗解语,求宽体也求长生……公然“讨伐”着社会道德底线。这不是一类群体的另类表现,而是整个晋朝的混乱面貌,与浊水般的历史切切相关。一个国家建国不是靠能力说服民众,而是靠屠戮掠抢,坑蒙民众,靠不重儒德歪唱高调把自己党羽、世家按小王来分封代管,必然没有好的法律制度,纲常混乱,即使是初年也有累衰之象。国家机构不在意重才之道,而是骄奢纵士,良才志士才会扭曲成那种无节制的“旷达”;另一方面,也是反应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失望、无奈,出现有仕才谋略者为了生存发财也随机投靠收留他们的当权者如向秀,却难得有直情之士如嵇康。有弃明投暗不论功,得到的多一分不真少一分难平……亦有疾风劲草不为动,在黑暗中论英雄论礼教,也只能为自己奏响靡靡之音,催生着黑暗下世的绝壁回响之下起涌而上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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