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脱胎于儒学。
其文化渊源多重性，暗合了《易经 ∙ 系辞》所言：“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即汲取了百家所长。不同于儒学，儒学是一种社会学说，而经学则是政治学说，是儒学的演化体，其内涵丰富于儒学。
提起经学，应当从两汉开始说起。
汉武帝前，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为与民休息，主流统治思想采用的是道家的黄老之术，但也重视儒家的发展。
相传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的儒家，他认为儒家是陈腐的，骂儒生为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罐使用，以此折辱儒生。但登基之后，却有了汉高祀鲁的故事。这也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刘邦批准了。然后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地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于是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所以就有了前文祭拜孔子的故事。
可惜的是祭拜后不到半年，汉高祖便病逝了。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
这是因为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
另外战乱时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很多书籍都莫得了。
而汉朝又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罪，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
于是儒家慢慢的又支棱起来了。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先《书》都很难找寻。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
五经中的书指《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当年浮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赴京。然而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晁错因为建议削藩，之后七国之乱，被处刑了）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已经不适用了，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是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
因为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这时候西汉大儒董仲舒上位了（天人三策，三问三答就是讲汉武帝和他）。
汉武帝听取了他的一系列建议，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立太学以教于国”（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始于汉武帝时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
另外一个使儒学变成经学的重要人物是公孙弘，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艺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把经学与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份风顺。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
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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