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对雾霾有明确的概念，是2015年冬天出差厦门回京，刚下飞机的那个夜晚。走出舱门，迎面而来的是一篇白茫茫，二十米外的空客A330糊糊一团，吓得我还以为自己得了白内障。然而这个并不重要，因为我很快呼吸了一口——这个动作似乎永远不能停止——一股混合着飞机燃油尾气+煤灰味道的干劣气息冲入鼻腔直至入肺，我都能感觉到呼吸道的拦截颗粒的绒毛立刻竖了起来，因为我立刻开始深呼吸剧烈地咳嗽，想钻回机舱却已来不及。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漫天飞舞的PM2.5争先恐后地飞入我的鼻腔，我想躲闪，却无处可逃。
呼吸的痛最要命。实际上，我对呼吸的痛的承载力是比较高的。来京十年，从美国大使馆开始监测北京的空气质量开始，雾霾便一次次持续被人谈起，而我浑然不觉。2015年应该是北京雾霾的峰值，我的鼻喉肺才如梦初醒，但随后两年党和政府一次次加大力气整治大气污染，效果良好，到今年冬季，口罩是彻底卖不动了。这份承载力，是小时候长期以来烧锅而炼成的。
炊烟袅袅，绿意葱葱，雾气蒙蒙，一派田园风光。这些今日被振兴的乡村，给摄影师们留下了一堆返璞的题材，他们品头论足指着鞋上的泥土，告诉同行自己很辛苦很有成就感。我对家乡的记忆同样有炊烟袅袅，但这些炊烟一半通过烟囱上天成了画面，另一半随柴草带入带出熏到了眼前的烧锅人。坐在灶台前，把稻草、麦草、花生秧、玉米杆、芝麻杆、劈柴等填进锅底，它们燃烧自己飞出颗粒，用浓烟和灰烬与烧锅人进行着交流，述说着自己重回自然的心得。他们，就是最初的PM25，或者PM50，通常一顿饭做下来，我抖落那时候还茂密的头发会总会掉落一地类似头皮屑的灰烬，而鼻腔里也总是灰黑相间，呼吸煞是不畅。
一边烧锅，一边掌勺，十岁的我拥有的生活技能如同高三时期掌握的知识一样多。那时候，烧锅——或者说秸秆等柴草的燃烧，几乎是温度的唯一来源：掺了许多黄土的煤球是奢侈品，黑乎乎的炭通常只有村主任家才用得起。囤柴跺草是重要的定期工作，把这些堆到厨房——我们叫锅屋，加上烧锅，你会发现那时的生活就是围着锅来转——然后用它们来烹制一日三餐。那时候在锅里闷米饭，撇去米汤汽一会儿后总会再填一把柴火，小火舔着锅底，就会奉献出焦黄的锅巴，嚼起来咯嘣咯嘣的脆香，偶尔蹦出来的沙子，我也会勇敢嚼下去，因为大人们告诉我鸡吃沙子能够帮助它们消化。虽然并没搞明白沙子能助鸡消化跟我吃沙子之间的逻辑，但我从来也没有在嚼沙子时皱过眉头。那时，习惯了猪油+烧锅大火炒出的菜，从未对自己的厨艺有过赞叹，直到用小锅小火多年后回去再感受大锅大火的味道，才明白原来自己曾经也是有一技之长的。这，或许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天赋吧。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彼时的秸秆与人为伴，各家各户的炊烟日复一日，但天蓝得透亮，雨清得甘甜，水沟边的小螃蟹横着走，夏天的萤火虫闪闪亮，烂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从小学来到中学，再到大学。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故乡的炊烟，是越来越难看到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割麦割稻子薅花生全部有了机器，只取果实，秸秆在地里付之一炬。还是不知从什么是后期，各种污水、垃圾突然充盈田间地头，一次性塑料垃圾满天飞，烧起来全是刺鼻。煤取代了秸秆，更小却更难消散的颗粒进入了空气中，围着灶台烤火多年的老人们，在煤炉边不住咳嗽。拖拉机汽车逐步塞满乡镇的街巷，人们都在急匆匆地赶路。
炊烟少了，脏烟毒雾却多了。一个村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横切面，于是一个乡，一个县，一个省，整一个华北地区，阴霾笼罩，乌云密布。为根治雾霾，人们不再焚烧秸秆，冬天围着电暖气；镇上的洒水车24小时工作，哪里有灰尘就往哪里去。小镇越来越多的火锅店总是热气腾腾，饭馆燃气灶一层层的油腻越积越厚，觥筹交错以及每个团圆夜的背后，仍旧有争吵反目和温情脉脉。只是，再也没有围灶台而坐的嬉戏，再也没有经过漫长等待掀开锅盖的欣喜，再也没有在灶台边点好一根烧着的枯枝举出去点炮的刺激。这些，都如炊烟般消散，除了留在成长的人的脑海里。
炊烟不会不见，我会与之厮守。再也不见的，只是过去的时光，以及过去的自己。
愿，所有人的回忆，和现在的自己，一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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