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决定要写这样一个以普通人开篇写给普通人的序言，为了说服我这套文集的编辑赵婕。她是我和我妻子许多朋友当中最体贴朋友的一位。说服她，说服这样一位认真而体贴作者的编辑，特别难。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这一陈述，包含着太丰富的道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虽不像茨威格那样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并目睹祖国的消亡，但也经历了足够丰富的政治思想运动、开垦祖国零下 40°C的边疆、参与“12 月党人”那种颠覆性的地下沙龙、参加高考、读研、出国......有了这一番经历，再普通的人，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也不再普通。所以，我要表达的第一层意思是，我从来不是“天才”。这也意味着，如果读者有兴趣读我写的文字，那就一定要记住:让我写了这些文字的，是偶然聚拢的一些机缘。这些机缘完全可能遇到另一个普通人，并迸发出一些类似的文字。所以，我的第三层意思是，在宏观统计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或许必须产生这些文字，至于由谁来写，并不重要。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物质生活的维度;和父母兄妹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社会生活的维度;更高级的诉求，诸如“横渠四句”或“孔颜德行”，是我们传统的精神生活维度。传统的生活方式，常以“耕读之家”来描写。问题之发生，是由于工业化势力太大而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从第一次洋务运动到今天，一百多年了，问题还在这里，挥之不去。世变之亟，究其本源，转型期中国问题的实质仍然是“为生民立命”，而人生问题仍然是“为天地立心”。不同以往，对我们而言，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求解是纠缠在一起的，算是同一根本问题的两面。
今天，我们日常生活的三个维度，不论要延续哪一个，都很难，因为它们同时陷入相互牵扯着的困境。物质生活的延续，称为“经济发展”问题。要发展我们的经济，例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呢，先富起来的有不少人为富而不仁。于是要建立更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秩序，否则我们的社会生活势必瓦解。可是，谁之正义?何种理性?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境里我们应如何做才好?这类问题将我们带入精神生活的维度，也是人生问题的求解过程。在这里，我们探讨诸如“何为幸福”或“为何幸福”这类问题。
在西方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了足够多的年头之后，我意识到西方稳态社会的生活实在平淡而无味——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类事件的永恒循环之中，我的意思是，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热闹生活相比。这种状况有它的制度原理:好的制度使生活趋于平淡，而坏的制度激发我们改造社会的努力。改造社会常常伴随着疾风骤雨，于是在舞台上可以有人性的伟大表演——善的或恶的。
改革和开放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极丰富的机缘，新的可能生活如漫山遍野的竹林里雨后出土的春笋，噼噼啪啪，目不暇接。生活，从何处下手呢?这就是选择太多带来的烦恼，可说是“成长的烦恼”。选择太多，这是市场社会的特征，它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并患了市场化社会通有的疾病——“消费主义”。这是一种行为倾向，将生活的一切环节都视为单纯的消费。存在论的最早一位思想家祁克果，年青时就对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有所感悟。他将现代化概括为“图生活之方便”的运动，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追求方便?方便的代价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将我们带到生存论的哲学里面，让我们面对一个“不方便”的命题:任何信仰都是某种不方便。那么，方便的代价是不再可能有信仰。推论:人而无信仰，吾不知其可为人。那么，活着的意义呢?随之消失。
生活，只要是真实的，就一定不能仅仅是消费的，它还有其他的意义。热恋中的人，很容易断定他的爱不是一种消费。可是在其他情境里，我们就很难克制消费主义倾向。谁愿意舍近求远呢?如果有洗衣机，为什么要用搓板?如果可以抄袭答案，为什么我要独立完成习题？如果撒谎带来好处，为什么我们要诚实?如果可以有更多的钱，为什么我们满足于只要较少的钱？这些问题围绕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时刻必须选择方便或选择不方便。处处图方便，最终便会丢失生活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孩子，至少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小就学会了寻求方便，而不是寻求不方便。我们教育失败的渊源，根据党史学家高华的考证，可追溯到革命年代我们党“急功近利”的教育方针。
我以“普通人”自况，因为我有普通人的性格和弱点。例如，我喜欢美味佳肴，我不喜欢辛勤劳作，于是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另一方面，我也像普通人那样善良。例如，我喜欢帮助有才华的学生，我不喜欢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校园政治。最后，我和普通人一样意志薄弱，我和普通人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想不清楚，我和普通人一样不知道中国应往何处去。
所以，这套文集的文字，我由衷希望它们在读者眼里是普通人写的文字。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在这样伟大的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太多太大的问题，迫使我们以普通人的身份反省和抗争。结果呢?我和你们一样茫然无知，或许我们的反省和抗争将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或许使它更糟糕，或许，仅仅因为我们反省过并且抗争过，我们拾回了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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