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中华人文精神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内容，就是慎终追远，对传承的格外尊重。
《大戴礼记》记载，宰我问孔子曰：“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对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意是问据说黄帝存世三百年，他是怎样的人，还是说不是人类，怎么能存世三百年？孔子答到，活着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百年的好处，死后人们敬畏他的神灵长达百年，后来人们又在他的教化中长达百年。
古时候死与亡是不同的，“于子之世称死，于孙之世称亡。”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岁”。恰与《大戴礼记》所述吻合。姑且不论真伪，两本古书的记录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黄帝深受敬仰，并在中华历史中留下了深远影响。
说到“层累”，中华人文精神也是一个“层累”的过程。从肇始于《河图》《洛书》《连山》《归藏》、大成于《易经》、分化为绚烂诸子的源流，与古史体系的层累中衍生出的逐步提炼增益的人文积淀，汇合出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滋养出厚重不迁的中华人文底蕴。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如此厚重的底蕴，一方面成为中华民族质的规定性的可靠保障，另一方面，在面对时代新的要求时，又会因缺乏自我革新、自我扬弃的内生力量，呈现出保守和“倒退”。这也是1793年之后近代中国的一个难以解开的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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